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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将女性贞洁作为最有价值的国家财产来培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是孩子真正的父亲，是在为自己的血肉卖力工作。没有这项保证，就没有可能有稳固的家庭生活，而这是国家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是为何法律和道德在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方面，对女性的要求比对男性更严格，并不是因为男性的自私。女性自由会造成的后果比男性自由要严重得多。
——麦克斯·格吕贝尔，德国卫生学家，20世纪20年代
女性解放的众多议题中，我个人解放的两个主要前线阵地是性和经济。归根结底二者不可分离——只要女性生殖器对女性来说还不具有性价值，而只是具有经济价值。把我的性爱留给情人/丈夫是我给他的礼物，用以交换经济保障——这被称为“重要关系”或“婚姻”。我的未来取决于，找到可以用性和爱的礼物永远占有的合适伴侣。
在一个两性间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加上对性浪漫化的想象，我被迫用阴道交易以期获得财政上的安全。这种情形下的婚姻是一种卖淫。
——贝蒂·多德森，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
贝蒂·多德森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转变成自由的个体，于是毫不奇怪地，她日日夜夜拜访砂岩隐居地，这和她称为“生殖器女性”的演变是合拍的。尽管多德森女士很久之前在词典里发现，“生殖器”（phallus）的定义同时指阴蒂和阴茎，这一点在当前世界里几乎没机会被大众接受，在她看来，“很多个世纪以来否定女性生殖器，是男性统治和女性臣服的精髓”。部分为了补偿，部分因为她涌现的性欲天性使然，贝蒂·多德森作为画家和作家，近些年致力于向一个想要掩藏女性性形象的社会展现这种性形象。
甚至在她拜访砂岩之前——在那儿，她遇到和她一样的生殖器觉醒的女性主义者，贝蒂·多德森就已经在纽约的公寓为女性组织研讨会，分期进行意识觉醒的练习，鼓励参与者毫不羞耻畏怯地仔细观察自己和别人的阴部。用镜子自我观察，然后轮流张开腿被别人观察，女人们惊讶地发现，她们生殖器的形状、布局、质地和图案如此不同：一些是心形的，另外一些像贝壳、肉垂或兰花；把阴毛和阴道上方的皮肤向后推，完全显露出阴蒂时，很多女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女性性兴奋的核心，诧异地发现，阴蒂的大小形状从凹进去的珍珠到凸出的子弹，不一而足。
女人们也学到，阴蒂相对于阴道口的位置人所各异，大小阴唇的颜色也从深棕到浅粉各不相同。在多德森女士的建议下，女人们不仅观察也用手触摸、嗅闻、尝尝自己的——有时还有朋友们的，试图克服童年时的压抑以及将这片区域视为邪恶、不洁、诅咒之地的《圣经》传统。
贝蒂·多德森的公寓墙上，挂着一些她巧妙描绘女性生殖器的画作，有时为了启发人们也为受到钦佩，她会放一些表现裸体女人毫不羞怯地显露自己的彩色幻灯片，上面展示出一种贝蒂·多德森称为“阴道主动”的态度。大部分参加她研讨会的人和她一样，是中产阶级异性恋或双性恋的女人，30或40多岁，离异或仍旧结着婚，而且她们尽管支持女权运动，却不同意一些激进分子反性爱、反男性的倾向。作为一个画作被骂为色情的艺术家，多德森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为助纣为虐、贬低女性；但是多德森从未为她的作品辩护过，只评论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于性只有负面经历，那么可以理解，她看到一张关于性的图片会感到被贬低。”
贝蒂·多德森魅力十足精力充沛，留着假小子一样的黑头发，常常裸着矮小健美的身体在门口欢迎访客，她1929年生于堪萨斯州圣经带的威奇托市，在对婚姻和忠贞的理想主义的观念中长大。青少年时期，她会一边想象着新婚之夜一边自慰，想象自己是优雅的新娘，穿着精美的蕾丝长袍晨衣，沉着自信地穿过卧室，走向一个倚靠在她婚床上、没有面目的朦胧的男性形象。当她把长袍褪到地板上露出裸体娇嫩的身体时，她达到渴求的高潮。
虽然青少年时她私下承认，这些独处时的欢愉是邪恶的，意志却无法抗拒，即便她怀疑自己自慰成瘾正在让阴唇变形。她有一天借了妈妈的大象牙手镜，在关上门的卧室里张开双腿，就着窗户透过来的光检查阴部，之后她得出了这个结论。带着惊恐忧虑，她注意到小阴唇伸长了，这让她确信自己是自渎的受害者。她立即起誓一辈子都不再这样了，不过只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但她倒是确实更改了方法：觉察到左边阴唇比右边的短点，她之后就只抚摩左边的，希望到时候阴唇能长成一样长。虽然情况没什么改善，刚成年那段时期在堪萨斯州做报纸艺术家时，她还是一直以这种方式，1950年搬到纽约，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国家设计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她也只摸左边。
结婚后她抛弃事业，为讨丈夫欢心做全职主妇，在持续五年的婚姻里都保持忠贞不贰；但是和一个早泄的丈夫的夫妻关系，基本上无法满足她，于是自慰继续是她主要的乐趣来源。但是1965年离婚后，贝蒂·多德森和情人们终于可以享受完全的满足；在她1974年出版的一本叫《解放自慰：自爱沉思录》的书里，她回忆起一件对她的性解放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当我离了婚，重新进入风流浪漫、烛光晚宴和深肤色英俊陌生人的世界时，我非常兴奋，开始参与所有现在近在眼前的历险……（而且）我过于在意自己长得怎样、怎么处理性爱等问题，这羞得我几乎不能动弹。
我最初的一个情人深深地欣赏女性阴部。有次我高潮过后，他说：“你的阴道很美。让我看一会儿。”哦天哪……哦不，我感到心里一沉，和他说最好不要……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显然我脸色有点发白，说我有那些可笑的小阴唇，像小鸡一样垂下来，很不幸是小时候自慰的后果。深信我的阴部绝对不漂亮，我不是很想让任何人看到它。“哇，”他说，“很多女人都是长成那样的。完全正常，而且事实上，那是我引最喜欢的几种阴部之一。”他去小房间拿出一摞有女人胯部照片的杂志。42本街头色情店卖的海狸书。（“海狸”是女性阴部的俚语，“分裂的海狸”指一个女人用手把阴部张开。）我很震惊，但也很感兴趣。我想那些可怜的女人穿着内衣、吊袜腰带、黑色网袜，不得不那样裸露自己，是多么侮辱人格，但我还是开始看那些照片。确实，一个人的阴部和我的一模一样，然后又发现好几个一样的。我们一起看了几份杂志后，我对女性性器是什么样的有了个概念。真让人宽心！那一次我弄明白自己没有畸形，看起来不可笑也不丑陋……我很正常，而且像我的情人说的，其实很美丽。
被性方面新的信心鼓舞，她的艺术作品也越来越性感，1968年——这一年，裸体在先锋戏剧、电影和反主流文化中正流行，她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威克沙姆美术馆开办个人特展，两周展期内吸引了8000多参观者，他们全神贯注，红着脸欣赏她生机勃勃的描绘，那些大幅裸体画像中的人物相互抚摸或亲吻，还有几幅是在做爱。这次展览吸引了很多人——那些认为自己是曼哈顿上城人的人、艺术赞助人、上流社会的自由主义者和嬉皮士的父母，评论家赞赏她古典的构图、创造性的掌控力和天分。不害羞的崇拜者买下她很多画作，还有一些作品计划在艺术选集中发表，这让她更加高兴。
接下来，她在威克沙姆第二次为期两周的展览却没有那么成功，只有3000名参观者，但她一点也不沮丧。第二次展览中她投注了更多心血和感情，艺术上更相关更不妥协，描述的是独处时的性和变态行为。她为威克沙姆准备的30幅画作里有素描有油画，画中裸体人物有的在自慰，有男人相互之间口交，一个独处的黑人爱抚变大了的下体，白人女人阴蒂挺起、温柔地抚摸对方的下身，还有女人和男人貌合神离地性交。有些女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冷漠、极度痛苦甚至狂怒，无疑，像任何同时代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一样，多德森在戏剧性地说：在采取了避孕措施的社会里，两性间的战争仍在持续，美国卧室里仍旧有很多疏离。不仅她心里确信这是真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因为她常常从聚在画作前的人群中无意听到类似的评论，或者人们——大部分是女人——在美术馆角落里静静地告诉她类似的事。尽管一些女人坦白，在婚姻关系里她们几乎没有或从来没有过高潮，她们也承认自己太困窘了不敢自慰，或者害怕如果使用按摩棒会“上瘾”。一些男人察看女性自慰的画作时承认，他们不知道女人也会这样，另外一些男人被刺激到，说出怀有敌意的话，尤其是看到一幅六英尺长的画，画中描绘一个金发女人躺着，双眼紧闭用按摩棒自慰。“如果她是我女人，她用不着那东西。”一个男人说。
展览的负面反应并没有使多德森畏缩不前，她和女性主义追随者们变得比原来更加深信，接受手淫和毫无负罪感地进行自慰是女性性解放的核心。“如果我开始前有什么疑虑的话，在美术馆的两周让一切都清楚了，压制和自慰有直接关系，”多德森在她的书里写道，“那么，自慰对于逆转整个过程和赢得自由解放就很重要。寻求性满足是一个基本的动力，而手淫当然是我们最初的自然的性行为。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发现自己的性爱倾向，学习产生性反应，学习爱自己并建立自尊心……当一个女人自慰时她学会爱自己的性器官，享受性和高潮，而且变得对此精通和独立。我们的社会很不适应精通性爱又能独立控制它的女性。”
贝蒂·多德森坚称，女性结婚时放弃本姓这件事意味深长，补充道：“她放弃的其实是自己的身份”；而大部分中产阶级女性在性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她们也常在女儿身上强化这种压制，造成双重标准的延续，也让多数已婚妇女不能“将女性身体开辟为力量、自豪、欢愉之源”。贝蒂·多德森也强调，社会压力让女性去符合男性所定义的“体面”，以免这些女人像“妓女或荡妇”那样遭到社会排斥，而妓女和荡妇正是很多男性道德伪君子光顾资助的对象，结果常常是女人在性方面变成了“残疾”：“我们的骨盆被严厉地锁住了。我们的肩膀僵硬向前。我们的阴部令自己厌恶，永远是不适感的来源。我们肌肉松弛、脂肪过多。这个体系阴险的地方在于，结果是我们接受了自私自利的男性所定义的‘正常’女性性欲。我们暴烈地或阴沉地压抑自慰以及公开展示健康的女性性行为。这一点上，是我们自己装饰了自己的基座，我们成为社会卫道者……成为无性的母亲和家庭奴隶。”与之相反，多德森在《常青书评》杂志的访谈中表明：“如果女人们联合起来对性说‘是’，我们会发现，男性和我们一样对性紧张焦虑，只是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一点。因为女性表现出来他们对性所有的恐惧和保守，男人在性方面就可以感觉且表现得非常主动。无意中，他们依赖于我们说‘不’、我们的迟疑、担忧或被动。”而且当男人在床上不能满足女人时，多德森在书中写到，他们会辩解是因为女人太冷淡，即使这些女人其实能用自慰满足自己。“如果一个女人能将自己激发到高潮，她就是性欲旺盛、性功能正常的，”多德森声称，“‘冷淡’是男人的词汇，要是一个女人只获得那种对男性有用的刺激、用传教士体位在五分钟之内不能达到高潮的话，男人就这样说她。我们不能再固守‘应该’只从性交中获得高潮这种观念。而且我们不能被穿白大褂的大男子主义者吓到，他们仍旧说女人‘性交无能’，而他们自己的实验和数据明显驳斥了这种男性对女性反应的定义。事实是，几乎没有女人能始终在没有其他刺激的性交中获得高潮。要想自由解放，女人必须能自由选择和表达她在性行为中的喜好，对什么时候该轮到她也不会有偏见和裁断。”
贝蒂·多德森公寓里的性聚会上，男性朋友和丈夫常常被邀请，那里可能有从瑜伽到群交的各种活动，在那里，女人通常无拘无束，完全能够——用多德森的话说——“负责操”。通过参加她的研讨会，女人们培养出主动性交的自信和能力，告诉情人她们想要怎样被触摸，喜欢多少压力，偏爱什么体位，甚至跨坐在男人脸上控制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发现，男人也常常喜欢转换传统角色成为被动者。多德森很多女性朋友表现出的“阴道主动”的态度，不仅提升了她们的性生活，还提高了她们整体的自我价值感。像多德森一样，一个女人很多年前认为自己的阴部畸形丑陋，多德森的女性阴部彩色幻灯片让她相信，自己和大部分女人一样迷人；第二天在办公室她泰然自若信心十足，要求提薪——然后成功了。
尽管贝蒂·多德森了解团体里女人的进步，也为她们骄傲，但她没有天真到认为她们能代表70年代的美国女性，那时的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仍旧反对女性的平权修正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甚至是否想要在传统婚姻体系外，过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独立生活。多德森承认，在性方面女性不像男性那样自发天然，但她再一次认为，这是历史上长久的双重标准处境造成的结果；直到传统改变，直到更多女人可以享受一夜情和“开放性”的婚姻——男女在婚姻结合外都有萍水相逢的性行为，在那之前，太多女人很大程度上还是会一直依赖丈夫或一个情人，而不是她们自己，来获得性、经济和情感上的满足。“在任何生活处境中，成为你之所是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贝蒂·多德森说，而且“当你进入多种多样的性爱关系，你必须像男人一样，在社会层面上面对自己达到高潮的潜能”，换句话说就是，性爱关系对女人来说，要较少局限在“重要关系”里，要更多是为了乐趣和消遣、试验和体验。“只爱一个人是反社会的，”多德森说，这和100多年前奥奈达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表达的观点一样；她补充道，“这是很美的概念：社会性的性爱，其愉悦背后是对生命的认可，而不是建立在经济和权力上的性，不是买卖、操纵你的性器官。”
但是问题还在，美国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让一个有冒险精神的女人体验男人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当然有不胜枚举的性俱乐部，但这些通常是在过度拥挤的郊区房子里，拉着窗帘偷偷摸摸的聚会，被爱管闲事的邻居投诉后，还会频繁被警察突击搜查。的确，也许全国唯一一个女人可以在舒适开放的环境里纵情于娱乐式性爱的地方，就是砂岩隐居地；贝蒂·多德森在加州长期旅游时第一次拜访那里时，她高兴地发现，它和西海岸的朋友们说的一模一样。庭院非常美，作为背景的山顶远得恰到好处，它的男女主人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的婚姻显然是两性平等的缩影；这是两个忠诚的人的结合，对他们来说通奸不是禁忌，也从来没有必要撒谎。
砂岩的几百个俱乐部成员中，有一些是贝蒂·多德森在纽约派对上见过的熟悉面孔和身体，成员中也有她的好朋友兼女权主义姐妹：人类学家萨丽·宾福德。在砂岩的日日夜夜里，多德森也结交了其他朋友，最有趣的是一个灰头发的英国绅士，她一天晚上在楼下“舞厅”时第一次注意到他。那时她裸体和两个也裸着的男人躺在一张垫子上相互轻轻按摩，快活地投入其中；但是她没法不注意到，一个独自坐在屋那边的男人正牢牢地盯着她，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像猫头鹰一样的男人，而且虽然她看到了他在观察她，他却似乎一点也不难堪。终于她向他招手，挥手让他加入进来；他毫不踌躇地站起来照做了。当他走过来坐在她旁边，她伸出手打招呼，然后把他的手放在自己双腿间，这时她意识到，他的手上少了手指。这是贝蒂·多德森和美国当时最成功的性作家和性观察者亚历克斯·康福特医生的初次见面。
不常来砂岩的访客也许会觉得不太可能，砂岩隐居地的“舞厅”除了有不断交换舞伴的性爱玛祖卡舞，也是一个可以点燃和陶冶爱情的地方——而这正是砂岩最老练聪敏的女人萨丽·宾福德博士愉快的经历。历经三次离婚、丰富多彩的风流韵事、在她教人类学的校园附近各种各样工作后的狂欢，还有在不那么圣洁的砂岩消遣嬉闹之后，萨丽·宾福德一天在“舞厅”认识了一个英俊敏锐的特色配角演员杰瑞米·斯莱特，他出演过几部好莱坞电影，1970年和一个洛杉矶记者约会时知道了砂岩，那位记者写过一篇关于威廉森的文章。
40多岁的杰瑞米·斯莱特六英尺高，蓝眼睛，有着优雅的运动员般的身体，幽默感也同样优雅，他1958年在纽约舞台上开始演艺事业，出演百老汇版托马斯·沃尔夫[179] 的《天使，望故乡》中一个重要配角。那个舞台剧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在剧中的表演也帮他进入了好莱坞，之后十年，他参演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在CBS电视剧《马利布快跑》中饰演一个潜水员；在《太空人》中表现了一位运载火箭舰长；在《辩护律师》和《裸城》等节目中友情客串。斯莱特在约翰·韦恩[180] 主演的电影《大地惊雷》中是一个亡命之徒；在威廉·霍尔登和克利夫·罗伯逊[181] 主演的《魔鬼兵团》中饰演一个加拿大飞行员；在其他很多像鲍勃·霍普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82] 这类明星主演的动作片、西部片和喜剧中出演配角。1968年他和第二任妻子演员塔米·格兰姆斯离婚后，在拍摄关于地狱天使摩托党[183] 的电影时，因摩托车事故受了伤；之后的八个月，他的一条断腿包在40磅重的石膏里，与世隔绝般地住在月桂谷的公寓，沉思冥想、吸烟锅和自慰——一个配角多年来头一次无人相配，没有角色、导演和可控的脚本可以依靠。
就是这段时期，斯莱特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包括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又能灵活行动之后，他决定将精力多花在整理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上，对东演一个角色西演一个角色不再那么上心。他把新公寓搬到威尼斯海滩一个由艺术家和嬉皮士组成的社区，不再每天浏览好莱坞行业报纸，也不去原来常去的演员酒吧，而是开始对和平运动、反主流文化和新生活方式感兴趣。他那时候约会的年轻女人中，就有告诉他威廉森和砂岩的那个记者；将信将疑地，他答应陪她去那儿，想着和裸体的人们混在一起也许会挺有趣。但当他开上弯曲的山路到达山顶，参观了庄园和它随心所欲的主屋，在楼下朦胧的光线中瞥见勾人性欲的身体后，他几乎觉得头晕目眩，强烈地局促不安——和女友尝试做爱时都不能勃起了。
然而他没有气馁到不再回来，因为他确实享受在户外裸体；当他渐渐和其他人混熟了，自己也更舒坦了些后，就开始陶醉于砂岩女人们主动的性接触，其中一个女人是萨丽·宾福德博士。尽管斯莱特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吸引，随后在舞厅一起做爱也让他狂喜，但性爱游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能在一起的借口，在拥抱中他们在探寻双方都感受到的更深层次的亲密。两个人都是四十五六岁，之前都更喜欢年轻得多的情人，用性爱来逃遁生活中在智识方面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他们对同辈人的价值观幻想已经破灭了多年，有时认为他们这一代整个就是物质享乐、种族歧视、警犬和燃烧弹的集合，但现在，他们大喜过望地在对方身上发现了一个同是50年代“辍学生”的同伴。虽然萨丽·宾福德比斯莱特在洛杉矶反战运动中更活跃，但他不久就和她一起参加集会和游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共谋者安东尼·拉索在五角大楼文件争议中被捕后，杰瑞米和萨丽一起去离砂岩有一小时车程的终端岛联邦监狱探望拉索，在拉索下狱前砂岩还为他组织了告别狂欢。
事实上，正是在拉索派对后，杰瑞米和萨丽开始在威尼斯海滩同居；因为她不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他也不再当演员，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全国任何想去的地方，1972年，他们在旧金山湾区住了几个月，经济上他们依靠积蓄、杰瑞米原来作品的重播费和他写的两首乡村——西部畅销歌曲的版权费——一首写给特克斯·里特尔的歌叫《月亮之外》，另一首和葛伦·坎贝尔共同创作，坎贝尔著名的《加尔维斯敦》唱片引起的热情减退后，它就上市了；这首歌叫作《为何每次我痒，我都会挠你？》。
1972年晚些时候，杰瑞米和萨丽临时搬到佛蒙特州，之后九个月，萨丽在进步的，思想自由的戈达德学院[184] 教人类学和女性研究，杰瑞米组织了一个男性的意识觉醒研讨班，传播砂岩两性平权的性信条，很多和他一样，认为消除双重标准也会解放男性的男人积极回应。周末，杰瑞米和萨丽有时去新英格兰或纽约拜访去过砂岩的情侣们，他们喜欢和合得来的访客同床共枕；杰瑞米认为仿制版砂岩舞厅流行起来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实，几年后纽约开办了柏拉图隐居地，其他城市也给情侣准备了类似的可以裸体的娱乐中心。
1973年秋天，萨丽·宾福德买了一辆精致的房车，于是她和杰瑞米途经加拿大向加州出发，在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附近停留了几天，拜访不久前抵达的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他们刚在一个叫白鱼的社区选中了大约200英亩土地，希望在更宽广的环境里建造另一个砂岩，他们在托潘加峡谷顶上那15英亩的地产突然显得很受限。近几个月，砂岩视线范围内的峡谷毗邻的山上正在修建很多新房子，打断了之前连续的从树木和山腰一路绵延到太平洋雾蒙蒙边缘的视野。而且，由于他们几年来都处在氛围紧凑、关系密切的群婚的中心，还要同时尝试运营一家情侣俱乐部，新成员需要不断接受指导，帮他们从最初接触群交的震惊中安下心来，威廉森夫妇在情感上感到精疲力竭，还患上幽闭恐惧，需要暂时远离其他人的亲密接触。等待着继任者买下并继续经营托潘加峡谷里的事业，威廉森夫妇从砂岩挑选了一些同伴一起到了蒙大拿州；尽管洛杉矶很多人表示有兴趣接管峡谷里的地产，但直到1974年，一个婚姻顾问和格式塔治疗师保罗·佩奇才弄到足够多的资金和贷款买下砂岩，重开了在过渡的这几个月里停止运营的情侣俱乐部。
保罗·佩奇34岁，比约翰·威廉森年轻八岁，他六英尺高，整洁健壮，蓝眼睛，留着修剪整齐的黑头发。他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尽管他说话温和，举止间流露出职业顾问的沉着自信，但还是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费了挺大的劲儿来控制内心满溢的烦躁不安的能量和冲突。他吸烟过量，说话流畅清晰，但有时被轻微的口吃打断。除了对性的兴趣、相信大部分世界历史都被人类性欲里的魔鬼影响，保罗·佩奇和约翰·威廉森几乎没有共同点，他是威廉森倦怠的风格的反面，他也认为，威廉森大腹便便发福的身体和他在砂岩马马虎虎记录账目的方式正相配。佩奇追求秩序、纪律和高效的管理；他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性质不能和砂岩想代表的乌托邦原则融合。
佩奇从1972年初就是砂岩的常客和付费会员，他在买下这地方很久以前就感到它的没落了。房屋和园林没有精心保养；引道有了裂缝还崎岖不平，而且约翰·威廉森似乎丧失了做常居古鲁的热情。他晚饭前不和人们聚在主屋，经常在停在砂岩最高山头上的房车里吃晚饭，或者独自坐在客厅的壁炉边读书；如果他屈尊和客厅里的人说话，那通常是极少数他看得起的、算作是同伴的人，例如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或康福特医生，或拉尔夫·D.亚尼医生——一位贝弗利山的心理分析师和精神病医生，很久之前就是砂岩的常客了。
尽管1972年砂岩在报纸杂志中轰动一时，但砂岩的管理层缺乏想象力和精力好好利用这一点来招募大量新成员；威廉森夫妇过去一年亏损了很多钱，这件事对老主顾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保罗·佩奇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领导不力，也是因为他们让年会费低至每对伴侣只要240美元，佩奇买下地产装修改善之后，立即让会费翻了倍。除了别的事情，佩奇还指挥重新装饰刷漆了主屋，扩大了露天平台，在屋前草坪上安装了按摩浴缸。他修整了周围的庄园和道路，也改造了客房。他在媒体上为砂岩做广告，自己接受电视采访（不喜欢上镜的威廉森就躲着采访）；保罗·佩奇和同住在砂岩的女友——活泼风趣头发乌亮的特蕾莎·布里德洛夫——一起，在客厅热情欢迎到来的客人和会员，他是砂岩成功复苏的决定性因素。
佩奇过去常常拜访大苏尔的艾莎林治疗中心，受其影响，他在砂岩的员工中增添了几个专家，付费给会员和客人提供罗尔夫按摩、艾莎林按摩、生物能疗法和哈达瑜伽[185] 课程。非会员的伴侣付250美元可以在砂岩度周末，食宿全包，使用那儿的设施，并在佩奇指导下参与格式塔疗法；某个周末，演员和电视名人奥森·宾恩和妻子卡罗琳来了，不久两人就和保罗·佩奇成了朋友，积极参与砂岩的活动。宾恩曾体验过一次赖希疗法——在他的书《我和倭格昂能[186] 》中描述过，现在，他开始在洛杉矶《自由报》他自己的专栏上描写砂岩，也在约翰尼·卡森脱口秀上对砂岩有溢美之词。丹·格林伯格在《花花公子》上专门描绘过砂岩；赫伯特·戈尔德在《是！》上、罗伯特·布莱尔·凯撒在《阁楼》上也都写到过它。亚历克斯·康福特在他第二畅销的书《更多欢乐》中给了砂岩一整章的篇幅，他写道：“加州充斥着各种‘邂逅’和‘感性’中心——人们去那儿能‘找到自己’，或者其实不能……（而且）那里大多有这样的气氛，需要经过很多心理建设、说很多话后，才能进行真实的目的：做爱。但在砂岩，人们可以相当坦白地直接做爱，但做爱之后，参与者惊讶地发现，‘感性’、‘邂逅’和很多真正的自我教育常常随之而来；他们既获得享受，也确实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目标和自我形象。结果，”康福特继续说，“砂岩的门徒（有些人可能只去过一次）在各处广泛提供性爱咨询——包括由教会赞助的。因为砂岩的规模限制，加上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最初开创的实验只进行了四年，它通过人脉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假以时日才会变得清晰——对很多异性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有组织的机构里，初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触真正开放的性爱。它在成人身上引起了一种婴儿般的纯真，这种强烈的体验让很多去过那儿的人对它非常怀念或过度热忱，但它能促进个体心理学所致力的那种‘成长’，这种能力相当出色。”
在保罗·佩奇的请求下，康福特医生成为砂岩的非正式顾问，在定期寄出的小册子的职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在特殊场合，例如1974年6月初的公开接待周末，康福特医生会发表演讲，听众每人需付费25美元。200多人在雾蒙蒙的天气里驱车前来，拥挤的房子里有像萨丽·宾福德和杰瑞米·斯莱特这样的老会员，他们几周前把房车停在山坡上，现在就住在砂岩。康福特演讲的那天如此阴沉寒冷，大部分听众都穿上了衣服，这在砂岩是颇不寻常的景象。
除了亚历克斯·康福特的演讲，《搞》的出版人阿尔·戈尔茨坦和《花花公子》的副出版人纳特·莱尔曼也简短地讲了话；当天第二个主讲人、纽约来的作家盖伊·特立斯做了长长的演讲，他在为道布尔戴&康帕尼出版社写一本有关美国性爱的书，正在做相关的调查。
43岁的特立斯瘦而矫健，黑眼睛，一头棕发已经开始变灰，对屋里的人来说，他不完全是个陌生人。过去他常常拜访砂岩，包括它的舞厅，而且他正在写的书在很多报纸杂志上已经受到了过分关注。不过，媒体关于特立斯的报道大多口吻诙谐，强烈暗示他的调查方式，即在色情世界里“参与观察者”——光顾按摩院、下午待在黑漆漆的电影院看限制级电影、和全国的性俱乐部和狂欢作乐者关系密切，其实是为放纵自己肉欲的别出心裁的手段，对他妻子不忠，却以“研究”性爱之名来打掩护。
特立斯从未公开反驳过这种观念，因为他推测任何否认的努力反而会给人留下他在极力辩解的印象——虽然他确实常常想要辩解，或者给他贴上第一修正案伪君子的标签：纵容色情，但当涉及自己时，就憎恶媒体公正评论的权利。但是他非常清楚，这份据称很理想的工作常常没有其他人想象的那么愉快。更让他烦恼的是，做了三年调查，在打字机前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月后，他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甚至不知道这本书该如何开头。也不知道怎么组织材料。也不知道，他想说的和最近出版的几十本婚姻治疗师、社会历史学家和脱口秀名人们写的关于性的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实际上，特立斯自己近来也常常参加脱口秀，一个新闻记者发现他在纽约一家按摩院做经理后，他就变得广为人知，好似一个沉迷于滑溜溜享乐的好色的普林顿[187] ——特立斯总想反驳这种形象，有的时候过于急切地在电视上强调他文学意图的严肃性。他在砂岩的演讲也有相似意图——想要在听众面前简单朴实地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投入的研究者和作家，除了私人生活和坏毛病，正在写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详尽地描绘出近几十年来，那许多重新定义了美国道德伦理的人和事件。
一个叫马丁·齐特的年轻的砂岩职员是屋里极少数完全裸体的人之一，他将特立斯介绍给听众，接着特立斯走向讲台，拿着稿子开始演讲。“这个国家，”他说，“正在逐渐发生一场对感官无声的革命，和老派习俗的决裂。甚至我的研究所关注的中产阶级，对电影和书籍中性表达的宽容也与日俱增，夫妻在卧室里对原来被认为是‘古怪反常’的东西更为接纳——周围摆上的镜子、彩灯和蜡烛、床边的振动器、好莱坞弗雷德里克[188] 情趣内衣、限制级电影录像带、口交和很多州的法律仍旧定罪为‘鸡奸’的行为。《性的愉悦》几年前可能被贴上‘下流’的标签，现在大获成功再次证明，中产阶级社会对性描写不那么神经过敏了，”特立斯继续说，向坐在旁边的康福特医生点点头，“那本书迄今为止卖出了70万册精装本——这是一本你在大街商店橱窗里和美国中部地带的咖啡桌上都能看到的大众读物，即使它里面有露骨的图画，描绘了裸体情侣们用所有想象得到的方式做爱。”
“在高雅的晚宴聚会上，”特立斯继续说，“你现在能听到人们讨论自己最亲昵的私生活，这在60年代中期的社交场合是不会被接受的。同性恋酒吧不再总是警察突袭搜捕的靶子，因为同性恋激进分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大部分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家长已经接受了在校外公寓甚至在宿舍里的婚前性行为，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虽然我不能证明，但我认为，中产阶级的丈夫现在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接受妻子在结婚时不是处女——或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一场婚外情。我不是说丈夫们不为之烦恼，”特立斯强调，从稿子上抬起头来，“我只是提出，当代的丈夫和他的父辈祖辈不同，对这种事不会那么震惊崩溃，更可能接受女人也有性冲动，而且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以暴力报复不忠的妻子和情敌……”
和大部分比他小十岁或二十岁的听众不同，特立斯自己可以回想起三四十年代严苛刻板的道德氛围，特别是他出生长大的那种同质性强的小镇，那是新泽西州南部一个维多利亚式社区，甚至到了70年代都禁止销售烈酒。他记得在青少年时期，在他做祭坛助手的礼拜日弥撒上，他听到教区神父尖刻的预言：任何教民，如果阅读列在索引上的书，或光顾放映良风团禁播电影的剧院，都会受到神的惩罚。在他的教区学校，嬷嬷劝告他和同学每晚仰睡，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大概这是一种神圣的姿势，而且并非偶然，这姿势让人不可能自慰。特立斯第一次自慰是在大二时，是被当时约会的一个女生，而非男性杂志上的照片激起性欲，他那时太害羞了不敢买那些杂志。
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如其来地，或者对他来说似乎是这样，男性杂志不再私下出售，色情小说不再非法，好莱坞电影中开始出现裸体，这些变化，不仅在大城市中很明显——他当报纸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时在这些城市里到处旅行，也在像他家乡（他定期探访）一样保守的地方出现；1971年，当他构思下一本书的主题时觉得最引人入胜的是美国新近的性开放、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和他感觉到的在中产阶级人群中静静发生的革命，他们开始反抗自清教共和国建立后就是一种抑制性力量的检查者和神职人员。
特立斯读了几本关于性法案和检查制度的书，在法庭旁听了很多淫秽案审判，采访了《搞》和其他类似出版物的编辑，这之后，他开始了自己在性世界里的奥德赛，去按摩院历险，还成了常客。一天他和妻子从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开在自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布卢明代尔百货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上，在一栋楼的三楼窗户那儿，闪烁摇曳着红色霓虹灯招牌“现场裸体模特”，他很惊讶这种场所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营业。
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去到那栋楼，爬上三层台阶，穿过挂着帘子的入口，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是一幢废弃房子客厅的地方。东方风格的地毯磨损褪色；沙发、桌子和落地灯也许是从旧货铺淘来的；在那儿坐等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们好像牙医办公室里的病人，似乎无法专心看眼前的报纸和杂志。
特立斯走向桌后面的经理，一个长头发穿蓝色牛仔戴着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他告诉特立斯，价格是半小时18美元，他可以从六个女按摩师中任意选择一个，她们的照片都在面前摊开的照片簿上。特立斯选择了一个叫琼的长相可爱的年轻金发女人，照片中她穿着比基尼在一片热带沙滩上；他等了20分钟，一半时间浏览《新闻周刊》，另一半时间观察着男人们静悄悄地来来往往，他们大部分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再老点，穿西装打领带——他猜测他们大半是商人，在中午吃饭时间偷偷摸摸地过来，经理向特立斯招手了。特立斯站起身，看到一个脸上有雀斑的金发女人站在走廊里，她和照片里的琼只有那儿一丁点相像——也许都不是同一个人，不过还是挺诱人。她的眼睛又黑又大，身材苗条，穿着粉色围裹裙、黄色T恤和凉鞋。她拿着一张从织物壁橱里拿出来的浆过的亚麻床单，和特立斯一起穿过走廊走进五号房，她说话有南方口音。
她说自己来自亚拉巴马州——特立斯在那儿上的大学；他在按摩房里开始追忆南方，她心不在焉地听了会儿，不久就没耐心了。这可是做生意，她提醒他，时间不等人，她建议他脱掉衣服，躺在她刚把床单铺好的按摩桌上。他照做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转过身来露出健美的肉体，他觉得很兴奋。
“油还是粉？”她问，走向按摩桌。他不确定地四周看看。
“这儿有浴室吗？”停顿了一下后他问道。
“没有。”她说。
“那就粉吧。”
她拿来一罐强生婴儿爽身粉，不久他就感觉到她的手指轻柔地抚摩他的肩膀和前胸，然后向下到腹部和大腿。他看着她探向自己的身体，手臂和乳房颤动，双手被爽身粉染成粉笔白色。他能闻到她的香水味，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看到下面已经勃起。他闭上眼睛，听到隔壁房间里其他男人的叹息声，也听到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噪声，汽车喇叭声，公交车从路边开走时刺耳的声音，他想起街对面的布卢明代尔和亚历山大百货公司，一群群顾客和售货员现在正探向柜台买卖交易……
“你想要特殊服务吗？”她问。
他睁开眼。看到她正看着自己的下体。
“能做爱吗？”他问。她摇摇头。
“我不做那个，”她说，“我也不用嘴。我只给本地货。”
“本地货？”
“手活。”她解释道。
“好吧，”他说，“那就本地货。”
“要另收费。”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点头，带着好奇和期待看着她……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经历可耻卑贱，但特立斯却享受这种接触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后他常常又去光顾，不仅让琼还让其他女按摩师按摩，通过她们他知道了纽约市各处都有类似的场所。
那年剩下的时间和1972年，他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定期频繁得让他不仅熟识了女按摩师，还有那些年轻经理和店主。他们中有些人大学时学的是英语或新闻专业，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顾也是他们这种服务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绝妙”；他们接受邀请和他去餐厅吃饭，接受采访，允许他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使用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最终允许他在按摩院里义务做经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于东二十六街132号一栋无电梯公寓的三层，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个角落里；1972年春夏，有很多个星期他在桌子后面从中午工作到下午6点，负责收钱、检查亚麻床单的数量、和等候的顾客闲聊，按摩师和顾客进入私人房间后他也要注意着时间。一个客人离去后如果暂时没有生意，特立斯会询问按摩师情况，问她那男人说了什么，有没有透露什么私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情况，他的挫折、抱负、幻想。特立斯不久就说服按摩师帮他记日记——描述每个顾客，详述在关上的门里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告诉他按摩师自己在满足客人欲望时心里在想什么。虽然特立斯还没有组织场景和故事线索，但他想写下两个真实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关系——一个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个嬉皮士女生，她满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压抑，最终和他成了朋友，帮助他摆脱进按摩院时通常会有的羞耻感和负罪感。特立斯和几百个男性顾客见面闲聊后，以及之后在按摩师的日记里读到他们时，他知道自己毫不费劲就能与他们达成认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们，按摩师写下的东西很多也可以准确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特立斯在情感上忠于一个他想要长期维持的婚姻。虽然他有外遇，但从不想为了那些女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尽管他还是爱慕她们，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谊。妓女从不能吸引他，尤其因为现在的娼妓都是贫民窟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年轻女人，有吸毒的问题，甚至很少有好看的。但是他很喜欢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按摩师——另一种“娼妓”——一个普通人可以与她以不仅仅是身体的方式产生联系。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样不喜欢独自自慰；用年轻一代的说法，这样“太逊”。但是被一个迷人的按摩师自慰，有一个女人在场，和她相互之间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爱情，也可以让人心旷神怡、饶有兴味。几个月过去了，特立斯开始把按摩师看作某种没有执照的治疗师。就像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花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那样，这些来按摩的男人花钱请人触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顾和特立斯有什么相像的话——他和这些人的对话以及读过的日记，使他相信他们确实相像，就是他们和女按摩师的性行为并没有降低他们在家对妻子的热情；事实上，大部分人说他们下午在按摩院待过之后，晚上甚至会更渴望妻子——按摩师显然激发了年长男性身上的性冲动，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在家更满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讨妻子欢心。
但当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后工作了几个月后，倾听顾客说话，和年轻按摩师聊天，加上之后在东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经理，他逐渐意识到，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能给女性带来欢愉的年轻男按摩师。并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车后打着广告，建筑物墙上贴着海报，像《纽约邮报》和《村声》这样的报纸里也有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满足的广告。特立斯相信整个纽约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妇、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许会想要一次带着精妙性享受的午间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东城氛围里，也能获得一些像伊丽莎白·雅顿沙龙，或者奢华的女性健康俱乐部里的那种娇宠。但是，和特立斯聊过天的按摩院主人，还有按摩师都向他担保，没有这种市场。东城一家很好的酒店里开过这样一个场所，打了很多广告，但是没法吸引女顾客来找年轻的男按摩师们，不久就被迫关门大吉。人们得出结论，女人不愿意花钱买这种私人服务。女人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洗头发、设计服装、安抚心灵、在健身课上瘦小腹——但是她们不愿意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提供性服务。
甚至“小白脸”的角色也大多被误解了，非常有资格评论此事的人这样告诉特立斯；虽然富婆确实供养小白脸，但这些年轻人的角色主要是像护卫或儿子，而不是情人。大部分小白脸是同性恋，她们包养的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称关照他们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虫”。除了对男同性恋，似乎阳具本身在美国性市场上也不是很有销路的商品。几乎没有女人只看到勃起的阳具就会有性欲，除非 她们对它的主人有热烈的好感。除了在公共场合随便挑个人可能带来的危险，一般异性恋女人不喜欢和没有亲密感或兴趣的伴侣性交。如果只是想要个高潮，比起和一个陌生人的性器接触，她更倾向于在卧室里用阳具形状的振动器自慰。“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类身体的排异反应——拒斥从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样自然，”一个婚姻治疗师某次告诉特立斯。“关键词是‘陌生’；如果一个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体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进来，因为这样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个她认识、相信、想要发展关系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拥抱它、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这是符合逻辑的，”治疗师继续说，“和男人对裸女招贴画的反应不同，女人对杂志上的裸男无动于衷。”很多女人随后和特立斯访谈时也证实这种观点；很少有女人说她会对着某个陌生男人的裸体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赋。尽管报刊亭堆满了数不胜数的“皮肉”男性杂志，但只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据称是为女性受众刊载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这种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终放弃了努力，后来完全退出了市场。
1973年，特立斯去了欧洲几个主要城市，看看没有受到美国清教传统影响的欧陆女人，是否对按摩院（有时叫作“桑拿俱乐部”）中以钱交换的性反应更热烈，对杂志中的男性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欧洲女人似乎和她们纽约的姐妹没有什么区别。在伦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纵享乐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没有发现女人光顾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欢现场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电影，女性杂志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见。他夜间在欧洲大街小巷游荡时，看到和纽约一样的场景：男人独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门口和妓女讨价还价，男人在裸体酒吧沉默地盯着女人看。男性承认自己无止境地为异性裸体本身神魂颠倒；他们以一种分离的无人格的方式欣赏女人，甚至那些被这种关注讨好了的女人也极少能够理解。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女人售卖性快感；男人出钱购买。在鸡尾酒聚会的社交场合，或者寻求办公室恋情的过程中，发起者几乎总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总是女人。一位著名的欧洲女演员最近刚离异的丈夫告诉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敌。女人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开始，常常是不经意地就引诱了男人——她们穿紧身毛衣、画口红、抹香水、扭屁股，当让男人欲火缠身后，她们突然就变得害羞正经起来。”男人想要女人必须给的东西，他承认，但是女人会拒绝，直到达到条件或得到承诺。女人能给一个无力的男人暂时的力量感，至少能让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无能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双腿间那温暖接纳的地方是无可替代的，是男人总想回归的出生之地。他补充道，但是回归几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代价还很高。教会和法律尝试“把阳具社会化”，他说，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价值的场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里。“婚姻是对阳具的一种武力管制”，却不能完全控制过剩的男性性精力，这些精力大部分发泄在色情产业和城市里的红灯区——那些反堕落小队、禁欲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清除的地方。“这些‘净化’运动，”他得出结论，“其实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战，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进行着。”
从欧洲回来后，特立斯继续调查美国，游历内陆，采访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和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交谈。他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几周，印第安纳，俄亥俄，然后南下到圣经带，在那儿参加教堂布道和市政会议，在鸡尾酒酒吧偷听，拜访辖区内的人家和红灯区。白天他在商业区溜达，注意到伍尔沃斯超市和杰西潘尼百货商店与当地按摩院和限制级电影院挨得很近。晚上他在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和其他汽车旅馆的厅堂里徘徊，观察到穿灰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们的房间前会在报刊亭买一本《花花公子》或《阁楼》。
他也观察到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将车开进购物中心；结实的扶轮社会员和同济会[189] 会员穿着艳丽的缎面衬衫把保龄球投下狭窄闪光的球道；卷发有雀斑的乡下姑娘，从高中图书馆借出来哥特式小说；晒得黝黑的郊区居民在网球场混合双打；“百事一代”[190] 周日在教堂合唱团唱歌。在这些地方和这些人详细交谈之后，特立斯感觉正常的美国家庭生活和传统表面上还在延续，但内里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评价。旅行从头至尾他不断提醒自己，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读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国销售火爆；尽管全国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学毕业以来，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巨大变迁，还是给了他更深刻的印象；虽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社会还是会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怀疑这是否可能。如果那样，就必须判定堕胎和避孕为非法，将通奸者下狱，需要审查的不仅有《花花公子》，还有《Vogue》和周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媚登峰内衣广告。尽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决在那时看来是不祥的声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这样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听淫秽案审判的律师，在后来一起闲谈时预测，米勒判决无力维持这股让公民自由主义者警觉的趋势。据说，大部分当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倾向于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这样保守的城市，在一项淫秽案中，《搞》的纽约出版商也战胜联邦检察官赢了官司。米勒判决一年后，全国书报摊开始售卖《风尘女郎》杂志，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线——虽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亚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击者射出的子弹击中，可能会永久残疾，编辑们却没被吓倒。全国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员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电影——其中一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摄时，特立斯得以在旁边观察。
电影在一个租来的大庄园里拍摄，特立斯与演员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待了一周。团队里的一些成员，包括导演，之前在《深喉》和《琼斯小姐内心的恶魔》中合作过；尽管在宾州拍摄的这部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没有《深喉》和《琼斯小姐》那么赚钱，但在矫揉造作的剧情、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荧幕上女演员进攻性的性行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这些先行者很相像。特立斯怀疑，正是这些女人愉快轻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对无人格的性来者不拒的场景，满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镇上限制级影院的中年男顾客的愿望和幻想。电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马上就献出了身体，不拒绝任何人，几乎不要前戏，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达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诺。像乔治娜·丝波文、玛丽莲·钱伯斯和琳达·洛夫莱斯这样的限制级影片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个精疲力竭后还要第二、第三个；虽然批评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责色情电影剥削女性、美化暴力，这些观点却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场看到的东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时报广场和全国其他地方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的大量内容。
如果观众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级甚至PG级电影里看到——战争片、《教父》诗史三部曲、没完没了模仿《驱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比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对它要有什么合理的愤慨，那也就是售票处每名观众五美元的票价太贵了，电影低劣的质量、幼稚可笑的剧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卧室场景里演员也总是软下来，徒劳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这个价。在电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确实看到过“小猫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为的色情片；但这种电影极少，受众范围很窄；尽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恋片，但这些片里面处于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样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挤压他们的下体，蹲在俯卧的男人身上往他脸上撒尿也不是那么罕见。对这种场景要还有什么能说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会觉得女人蹲着的特写镜头很有性教育意义，因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测，大部分他这一代的男人并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阴道不是同一个地方。
特立斯离开宾州的电影班子后——他们的拍摄计划延迟了一天，因为一个演员无法在恰当的时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并结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开按摩院的哈罗德·鲁宾，一个有点矮但强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下颌突出，蓝眼睛，一头金色长发用油梳过。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鲁宾时他的言行充满对戴利市长、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筑巡视员抑制不住的蔑视，声称他们正在骚扰他，想要逼他关门。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驱逐通知给特立斯看，那是房东寄过来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称的恶行，还提到鲁宾曾在前窗贴了一张告示，写着：“操尼克松，赶在他操我们之前”。鲁宾说他最近被一个法官罚款1200美元，因为出售据说是下流的书，还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区伯温市政厅台阶上扔了一块马粪，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鲁宾漂亮的棕发妻子是一个女按摩师，她最近烦透了他和法律不断起冲突，抛弃他去了佛罗里达州，留下他们3岁的儿子：他在鲁宾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里骑他的三轮车，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鲁宾承认，因为越来越多的突袭搜查，生意变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几乎无事可做，鲁宾对特立斯说了很多对未来渺茫的希望，回忆起虚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种麻烦。除去他对当局的抗议和宿怨，鲁宾似乎挺欣赏自己在一个相当保守的城市里的这种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头条写手叫他“怪人哈罗德”后，他就用这绰号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但是当他远离生意场的霓虹灯和色情海报，他在社会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评者同样保守；他静静地住在伯温的居民区，每周去守寡的祖母那儿两次，他和儿子住的公寓一尘不染，装饰精美。他收集小艺术品、古董小玩意儿和易碎的小装饰物，把首饰装在玻璃容器和黄铜盒子里，定期除尘擦亮。墙上是世纪之交的海报，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比他祖母的年纪都要大。他用1910年生产的一架爱迪生留声机听音乐，对他的木质冰盒、惠普自动唱片点唱机和同样老的普尔菲口香糖机器感到很骄傲。他井井有条的卧室的书架上，有老版皮质封面的全集书；他的壁橱里整齐地堆着一摞摞50年代的裸体杂志，里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韦伯。
他娶的女按摩师和他梦中的加州模特颇为相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鲁宾会陪她到库克乡村森林保护区，在树木间隐蔽的地方为她拍裸体照，摆的造型和黛安娜·韦伯在杂志中的样子一模一样，那些杂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橱里。哈罗德·鲁宾狂热地回忆，他少年时期在卧室里与黛安娜·韦伯幻想中的接触，这不久就激励特立斯飞到南加州，寻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机会；特立斯通过和她合作过一次的摄影师的帮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电话，但给她写的信和在电话应答机里留下的几条信息，她完全没回复，后来她在好莱坞做纪录片电影剪辑的丈夫帮了忙，她终于同意在马利布家里接受采访，那是一个灰暗阴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让这个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韦伯绷着脸开了门。这个40多岁赤着脚的女人将娇小但有些丰满的身材隐藏在褪色的蓝牛仔裤和宽大的男士T恤里，长长的棕色头发和黑框眼镜是最近很多女权主义者的风尚，她对特立斯说话时更像是在讲课而非打招呼。她说，特立斯找她时的坚持不懈并没有 触动她，她也强调，希望这个采访很简短。她提醒说，她现在不是公众人物了，然后带他走向客厅里现代风格的沙发，这间整洁的客厅可以俯瞰海滩；虽然承认当时做裸体模特很愉快，但她现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职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区当女子舞蹈教练。她说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尔也和她最好的学生和一个演奏中东音乐的乐队在洛杉矶和附近的公共场合表演。
她说话的时候特立斯没有打断，仔细听着，最后她似乎放松下来，对他不那么反感了。尽管他觉得她很迷人，访谈深入后也更加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和能言善辩，但他相信哈罗德·鲁宾如果在这里可能会失望。在老照片上她显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并不是这样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时可能也不是这样。她年轻时脱下衣服、伸开手足裸体躺在加州沙丘上时，很可能脑海中完全没有淫秽色情的念想，不过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摄影师脑中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男人，在为男人拍摄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们毫无疑问知道，最终挑选出版的照片不久就会让男读者非常兴奋，会在男人性幻想的世界里繁荣兴旺，很多男人在兴奋的脑子里会狂野地强奸她很多次，把她一辈子囚禁在卧室关上的壁橱门后。
但和特立斯访谈时，她 将自己的裸体模特事业解释为是一种摄影“艺术”的表达——特立斯抑制住了冲动，没有说出来对她来说的“艺术”，对她的男性崇拜者来说可能就是“色情”。他在这关头的谨慎可能获得了回报，因为她不久同意再接受一次采访，再后来又有了第三次；通过她，他开始认识她丈夫，他们已经结婚20年了，还有他们19岁的儿子约翰·韦伯，一个一度是嬉皮士的英俊小伙，最近为马利布山冈上一个名叫“极乐仙境”的裸体主义者社区工作，报酬颇丰。社区主人是曾经专门给黛安娜·韦伯拍照片的前摄影师、灰胡子的埃德·兰格。
约翰·韦伯住在社区里做做杂活，工作时间很长；但他定期溜达下山回到马利布父母家里。一天黄昏黛安娜·韦伯下了舞蹈课走进客厅，发现儿子裸体躺在客厅地板上，双腿大张着，对着《花花公子》杂志里女演员乌尔苏拉·安德烈丝的照片自慰。黛安娜·韦伯很不高兴。
正是这次去加州时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名叫小帕特里克·麦格雷迪的纽约作家那年早些时候和他说起过砂岩，还有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他们托潘加峡谷的私人庄园里进行的开放性爱实验。特立斯在洛杉矶《自由报》上看到一则砂岩的广告后，给上面列的号码打了电话，接着受俱乐部经理邀请，他下午开车上山拜访砂岩。
特立斯开上曲曲折折的山路，还迷了两次路，后来终于找到入口的石柱子，把车开进了停车场。他没想到，在这个放纵乐园的短暂拜访会从那天白天持续到晚上，持续到后来两个月的大部分时光。这地方的宁静和自由、几乎没有规章制度、它的舞厅和主动出击的女人都把特立斯迷住了。他之前的所有调查，不论是按摩院、性酒吧、现场表演、从性百科全书里读到的，还是从性爱通那里听说的，都没能让他为砂岩这样的一个地方做好准备。70年代初在美国这个不总是那么民主的共和国里，砂岩毋庸置疑是最自由的15英亩土地：据他所知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双重标准、没有用钱交换的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且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地方。就是在这儿的第一晚，特立斯在舞厅参加了群交，这个欢娱的情景里还有康福特医生和一个著名的好莱坞口技艺人，虽然他把头埋在一个女教师两腿间，但仍旧和自己不在场的木脑袋挚友继续一场幽默的对话。
特立斯在砂岩逐渐习惯了做个裸体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双性恋，但在砂岩学会当男性裸体离得很近时放松下来，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和一些男人成了朋友，和他们用拥抱打招呼，变得像握手一样自然。但是特立斯发现砂岩的很多东西并不那么让人愉快，尤其是在静悄悄的午后，这儿只剩十个常居的人——约翰·威廉森的“大家庭”时。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特立斯都很冷淡，怀疑他的意图，有时会公开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带妻子一起来。特立斯在砂岩住了不到一个月，发觉约翰·威廉森也变得愈发疏远、不友善；好像威廉森在邀请特立斯住在客房、说待多长时间都行后，自己私下感觉犯了个错误——但他没有用突然驱逐特立斯来承认那个错误，而只是听任特立斯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特立斯那时认为，有可能他对威廉森不说话时流露出的性情反应过度，作家麦格雷迪在纽约就预先警告过特立斯他的这种性情；而且特立斯也推测，这有可能是威廉森对外来人特殊的压力考验之一，他有时会考验那些从尔虞我诈的尘世来的，甚至只是暂时和他的裸体追随者和离经叛道者住在一起的人。但是特立斯留在了砂岩，白天担惊受怕，每天热切期待俱乐部成员晚上来的时候带来的欢闹氛围；他能那么长时间抵住威廉森的沉默每天给他的压力，以及和大部分家庭成员孤立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特立斯并非不熟悉作为外人的处境。确实，他的背景让他最自然地是个外人的角色：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教区里的意大利裔教民，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家乡的天主教少数派，是个北方人却去上了南方的大学。50年代他是个总穿西装打领带的保守年轻人，这个有追求的人选择的作为他使命的职业是少数几个对心理伪装者开放的职业之一：他成了一名记者，想以此来克服天生的羞怯，放纵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探索比自己更有趣的人生。
作为一名记者，他毫不意外地被偏离正道的人吸引：纽约城没人注意的流浪汉，在高高的大桥钢筋上工作的流动工人，《纽约时报》办公桌旁古怪的巴托比[191] 们，黑手党的孩子，走私非法读物的贩子，按摩院里辍学的女生，现在是像威廉森这样有失体统的先驱者们。特立斯为了最终拿到一个好故事，可以长时间忍受合不来的人，他也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自豪，但就算是他这样的人也是有极限的；就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一天下午客房的门开了，约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正经的微笑，赤身裸体。他仍旧坐在书桌上的打字机前，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他的背，抚摩他的脖子；他没说什么话也没有反对，接着她领他走向卧室开始做爱。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个性主动的女人追求，毫无疑问特立斯的身心都乐于接受这种体验。她高潮之后，也只 在她高潮之后，芭芭拉·威廉森开始直率地说话，自特立斯来砂岩之后第一次信任他。虽然没有为她丈夫的阴沉道歉，但她解释说，因为卖掉砂岩这宗生意有很多变动，这不断打击她丈夫重新定居蒙大拿州的渴望。但是她补充道，约翰·威廉森和大多数梦想家一样，沉溺于夸大其词的沮丧中。她回忆起1970年——当他爱慕的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跑掉，在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市结婚后，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忧闷地沉思，有将近两个月几乎不和砂岩的任何人说话。
特立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问问题让她继续说下去，芭芭拉·威廉森告诉了他砂岩是如何开始的，回忆起她和约翰·布拉洛的情事，她丈夫后来和布拉洛妻子的关系，还有在大熊湖戏剧性的周末，这两对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交换配偶做爱。尽管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一年后退出了砂岩，双方也分居了，芭芭拉说他们后来在开放性婚姻里还是性伴侣，补充道他们现在和威廉森夫妇仍旧是朋友，如果特立斯愿意的话可以安排他们见面。
一周后，这事儿就成行了；之后两年特立斯在纽约和加州往返，常常到伍德兰希尔斯拜访布拉洛夫妇，他渐渐赢得他们的信赖，获得允许写下他们的故事，并使用约翰·布拉洛写下的日记和笔记，这些是他在朱迪斯被威廉森和砂岩主要成员们勾引走的那些心理受创的日子里写下的。
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讨论新写作计划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个杂志记者是他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特立斯认为，比起他亲身体验了多少性行为，这个记者会更多报道他的工作方法；所以特立斯相信没什么需要对他隐瞒的。
一天晚上，特立斯和记者一起回到家里，发现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信封放在餐桌上。他打开它，读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而且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她表示，因为他不明就里就同意和媒体讨论其实和它们不相干的事，她最重视的隐私权被他侵犯了；此外她还警告，他在性方面的坦率也许能撩拨一些杂志读者，却只会让他自己受人耻笑。
特立斯很苦闷，但极想对默默站在旁边的记者掩饰信的内容，那记者正等着和他去一家餐厅结束进行了好几天的访谈，于是特立斯把信放进自己口袋里。之后几小时特立斯抑制住情感，在餐厅里和记者交谈，希望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没被发觉。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周五，下周一妻子回来了，并没做什么解释。她没主动说自己去哪儿了，他也不觉得自己有权过问。他们的婚姻在1973年秋到1974年冬，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和解氛围持续了下来。婚姻得以幸存不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更是由于在一起的多年时间里，他们都能洞察对方错综复杂的行事方式，一种特别的并不总需要说出来的语言，尊重相互的工作，同甘共苦，也都清楚自己是真心喜欢对方。有时在婚姻中更重要的是“喜欢”而非“爱”——因此，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感情日深；1974年夏天，特立斯像每年一样，和妻子孩子一起到家乡新泽西州大洋城他在维多利亚海滩的房子度假。
像妻子预言的那样，他人尽皆知的“调查”引起的消极反应先于他到了，在这个他做过高中体育记者、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一份地方周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研究。比起所有大城市日报和全国性杂志里的八卦文章，这篇社评让他的父母最为光火，他们仍旧住在镇上，半个世纪以来言行都符合这个海滨城市至少表面上的道德规范。虽然特立斯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对他家庭造成的影响最开始让他非常愤怒不安，但他渐渐地也就不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的为人了。他现在找到了开篇的方法，第一章也写完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漫步穿过城镇，在当地书报摊随意翻查一架一架的男性杂志，继续探索他周围性爱习俗的变化——既在他故乡，也在附近亚特兰大城更大的度假胜地探索，还延伸到农场和村庄。
离他长大的地方20英里远，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公园深深隐藏在巨蛋港河边的林地里，他从少年时就知道，但是那时从不敢进去。它叫阳光公园，30年代中期由身材敦实、情绪反复无常、备受争议的牧师伊尔斯利·布恩建立，一小群毫无顾忌的裸体主义拥趸认为他是美国裸体运动之父。布恩牧师一度是新泽西州奥克兰的庞兹归正会[192] 的牧师，1931年他在德国旅行期间了解到裸体主义，直到被希特勒关闭之前，那里有很多裸体主义者占据的私人庭园，他们相信在户外脱掉衣服对身心都是解放，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布恩牧师最初在新泽西州中北部斯库利山建立裸体主义者居住区的尝试，以房东的驱逐通知告终，但后来，新泽西州南部一个住在梅斯兰丁社区的德裔美国家庭，给了他80英亩林地。1935年他带着救世主般的热忱，和追随者一起在高高的橡木、雪松和松树荫凉下建立了一个河畔隐居处，给它命名为阳光公园。他建造了一栋白色的大木屋，和妻子孩子住在里面，还建造了很多小房子和木屋，一间礼堂和一家学校。他出版了一份裸体主义报纸和一份叫《阳光与健康》的图文杂志，杂志常常遭到梅斯兰丁邮政局长查禁，布恩自己也常常上法庭为之辩护，他在一篇社评中坚称：“除非美国的‘道德’领袖们接受身体的真实，允许老百姓完全熟悉身体所有地方的样子，否则人们对身体的‘禁地’就一直会有或多或少狂热的兴趣。”
对身体“禁地”“狂热的兴趣”——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特立斯在大洋城的少年时代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街角烟草店询问是否有《阳光与健康》私下出售，那店里明面上摆着的最不审慎的杂志是《警方公报》，但当学校好友大胆讨论晚上要不要偷偷溜进公园爬上树，在那儿躲着，直到日光让他们看到光辉灿烂的女性裸体时，他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不管何时去费城看棒球赛，沿着河畔道路开车经过阳光公园的石头门和醒目的白色布告牌时，他都徒劳地在模糊的树木间寻找禁忌的风景。他也听说，尤其是在周末时，镇上有的船主会沿着巨蛋港河划着或开着他们的船，在阳光公园河岸对面抛锚，只为了看到神奇的景象：那些邪恶的沐浴者在木码头和小沙滩上伸展四肢。
一个夏日周末，特立斯在砂岩拜访几天后回到大洋城，独自开上通往阳光公园的林荫路。公园熟悉的白色标志和他年少时一模一样，他开进大门，沿着幽长曲折的土路，经过茂盛的树林和灌木丛，最终到达一个小木屋门房，那里有位裸体的老人坐在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沐浴着阳光。老人欢迎特立斯，递给他需要填写的登记卡，并收取了费用。老人回答特立斯的问题，说他不是伊尔斯利·布恩，布恩1968年已经去世，又说他帮布恩建造了这个公园，除了房车，它看起来几乎仍旧和40年前开园时一样。特立斯进入内门时老人向他挥手，他沿着沙路开到河边，看到几十个年龄、体型和肤色各异的人裸体在阳光下漫步、躺卧或在河里游泳。有带婴儿的父母，棕褐色皮肤松弛的老人，身体美丽或不美丽的年轻女人，健壮、松弛或虚弱的男人，男孩女孩在沙滩巾上挨着躺着，或者站着随意闲聊。
特立斯停下车脱掉衣服，慢慢走向河水，感觉自然而愉悦。那是一个闷热的7月午后，但他脚下荫蔽的地面感觉很凉爽，而雪松色的河水温暖宜人。他淌过水走向码头的木梯子；爬上去，和其他没见过的裸体主义者混在一起，他发现一些人在向很多帆船和摩托艇招手，那些船停在隔开公园和公海的长绳子外面。
在船的名字下面，大部分船的船尾上漆着它们的归属地“大洋城，新泽西州”；坐在甲板上的人穿戴着百慕大式短裤、帆船帽、泳衣、草帽和墨镜；手里拿着罐装啤酒、保温瓶、晶体管收音机，还有向裸体者挥舞的手帕。船上也传来一些嘘声、口哨声和欢呼声；看了一会儿后，特立斯在甲板上走向前，和其他安静的裸体者分开，面向船只，他认出一些帆船和上面的一些乘客。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很多乘客拿着银色的望远镜和黑色的双目镜，他们僵硬地坐在甲板上在水中摇摆，在阳光下眯着眼窥看。他们是不加掩饰的窥阴癖，正凝视着他；而特立斯回之以凝视。
后记
1980年写完《邻人之妻》，对我的作家生涯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
这本书爆炸性地走红，书店里还没有卖出一本，我的账上就多了400万美元，可围绕本书出版的种种新闻也转移了读者的兴趣，至于我写了什么 、为什么写 、如何写 的这本书，反而没什么人关注。特别是为了收集信息、观察当代美国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现象和性爱实验，我对妻子不忠的原因 ，也没多少人关心。
我写书的九年里，妻子都公开支持着我，后来还陪我上脱口秀节目对公众解释，说虽然我去了纽约的按摩院和洛杉矶的享乐裸体主义社区做调研，我们的婚姻之爱并未受到威胁，可这也只是加剧了某些评论家对我和这部作品的义愤与嘲笑。比如《华盛顿明星报》的乔纳森·亚德利（“谄媚读者”）；《多伦多明星报》的肯·安达（“他该冲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埃尔帕索时代周刊》的戴尔·L.沃克（“恶心”）；《纽约》杂志的莫迪凯·雷切勒（“有危险性”）；《时代》的保罗·格雷（“惨不忍睹”）；《纽约时报》的阿纳托尔·布罗亚德（“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还有约翰·伦纳德，《时代周刊》的员工，也是几部小说的作者，接受了《花花公子》写书评的约稿，文章开头写道：“我们上次告别特立斯时，他一丝不挂，从唱诗班男孩变成了年轻的神，准备勇敢地跳入雪松色似的新泽西巨蛋港河的河水中。当然，到了该洗澡的时间。”
我明白，批评家的负面评论一旦见报，再争吵也没什么意义，可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回击约翰·伦纳德。我们之前在纽约的社交场合见过，一向就合不来，特别是我的书出版一年前，他在专栏写了篇错误百出的文章，说我写了整版的报纸广告，把色情作家拉里·弗林特与苏联自由斗士相提并论。我自然予以驳斥，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更糟了。
我马上写信给约翰·伦纳德，要求他更正说辞。他没有理我，后来他在《花花公子》上写评论文章，又引用了这段错误的讯息，我很生气，寄过去第二封信，他还是没理会，后来，《人物》的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对伦纳德和其他作家负面评论的看法，我回复说：“这些作家自己没能力写书，所以嫉妒心强得很。伦纳德文笔就不行。他还有婚外情，和朋友的妻子私奔了——结果又跑来这里批评‘邻人之妻’。”
现在我回忆起这些，是在《邻人之妻》出版25年后，我很希望当时不要对批评那么敏感。可那些日子里，出版遇到了太多琐碎、无谓的事情，我也不是总能控制自己沮丧的心情。我真正观察、写作的内容被忽视了，公众只关注我的婚姻状态、我和书里某些人物的私人关系，以及书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就有了的大批投资。《时尚先生》为正式出版前的节选版付了5万美元，平装本和外国版本又提前付了100万美元，还有好莱坞购买改编电影版权付了250万美元。
本书的原稿送到杂志社以供节选时，几家电影制片厂看到流出来的盗版稿件，开始竞争改编版权，最后由联美公司[193] 以250万美元得标——史上最贵的改编版权。使大卫·布朗和理查德·扎纳克联合制片、为改编彼得·本奇利的《魔岛生死劫》支付的215万美元相形见绌，也远远超过了近期的书本改编电影合约金额，比如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选择》（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克劳馥的《琼·克劳馥传》（65万美元）和罗宾·库克的《斯芬克斯》（100万美元）。
虽然《丹佛邮报》的图书编辑克拉罗斯·贝克斯说《邻人之妻》“肯定不值250万美元”，但联美公司的发言人，也是帮忙谈判这单合同的高级副总裁斯蒂芬·巴赫说，从这本书的故事里可以拍出三部电影。他建议一部电影讲纽约人寿那位保守的经理人与漂亮、主动的年轻女推销员的婚外情故事；第二部可以讲芝加哥的少年如何仰慕洛杉矶美丽的画报女郎，以致爱上了她的照片；第三部电影可以关注休·海夫纳在花花公子豪宅里花天酒地又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我认为本书会成为年度之作。”斯蒂芬·巴赫在《纽约时报》的访谈里预言，又补充说，“它写的是当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话题，性和道德，同时还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观察。”他的电影公司雇了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编剧玛莎·诺曼来写剧本，导演是著名的威廉·弗莱德金[194] 。
然而，这部电影再也没能完成。
买下《邻人之妻》的版权一年之后，制片厂破产了。原因是拍了《天堂之门》，预算是750万美元，最后总共花了3.6亿美元。这部电影由迈克尔·西米诺执导，首映式之后就销声匿迹。公司的大部分高管，包括斯蒂芬·巴赫很快被开除，《邻人之妻》已经完成的剧本也就在公司档案里落灰了。
20世纪80年代里，书本身销量很好——三个月内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不过我还是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他们被这本书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内容并无多大联系。有些人期待这本书能让人“大跌眼镜”或是“有下流描写”，他们无疑失望了。《邻人之妻》笔调朴素，长篇大论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地方，从我上大学时的50年代早期，一直到写作本书的70年代初，在我心里，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到了80年代，《纽约时报书评》一位署名罗伯特·科尔斯的作者为《邻人之妻》写了几篇积极的评论，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写道：
盖伊·特立斯是位著名的记者，喜欢挑战其他人认为难于上青天的任务（比如黑手党的运作模式），现在他拿出了一份报告（至少九年工作的成果），写的是我们怎样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偏离了19世纪的道德传统，也偏离了20世纪末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范式。他调研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事实上，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的。他与那些尝试新奇不羁或非传统性爱的男人和女人谈话，努力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曼哈顿的按摩院里打工，也全心全意为按摩院的利益着想。他短暂加入过裸体主义营地，也没有放过在洛杉矶附近的砂岩享受快乐（“性爱共享”）的机会。
对于那些抱着色情想法的读者来说，这部长篇要让他们失望了。这本书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记者写的色情文学。这本书出版后，特立斯先生的经历会被传得比实际上丰富许多，不过很多读者会发现他实际上相当克制。他的秘密爱好是观察自己的人类同胞、倾听他们的谈话，再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的文风干净，不矫揉造作。他有种天赋，随手在这儿写个句子、加个短语，就联结起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1981年，《邻人之妻》的平装本卖得很好，之后便和其他有关性解放的书籍一起淡出了读者的视线。当时最受关注的，是指出全美疱疹和艾滋病不断蔓延的医学报告——80年代的这些疾病，很多人认为是60年代的性放纵所致。不仅那些支持限制自由表达和行为的人持这种观点，公开支持性自由的人也这样认为，比如评论家、学者卡米尔·帕利亚，在60年代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她的书（《性，艺术与美国文化》）里写道：
60年代人们尝试回归自然，结果成了一场灾难。伍德斯托克泥地里惬意的裸体浴和好玩的滑水只是一场短暂的卢梭主义幻梦。我们这一代人有享乐主义的反叛精神，尝试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前卫和极端的东西。我们问道：为何我要遵守法律？为什么我不能实践每一次性冲动？结果是我们退回到了野蛮人阶段。我们痛苦地发现，如果每个人自行其是，社会便无法实现正常运转。而且，60年代的无信仰滥交带来了艾滋病。这一带每个宣扬自由性爱的人都对艾滋病负有责任。60年代美国的革命不堪自身的重负，终于崩溃。
可革命真的崩溃了吗？像每个人一样，我也在近年的报纸上读到了无数民意调查，指出由于艾滋病的影响，单身酒吧不再是一夜情的圣地，已婚夫妇的出轨意愿有所降低，色情小说卖得也没那么好了。新清教主义正渗透进美国的精神。1984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是：《80年代的性——革命已经结束》；1986年，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主持的色情作品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暗示在美国土地上，新的道德战争、传统价值复兴即将来临，公民团体和执法官员不懈的努力也会阻止色情文学和色情杂志的传播、销售。
沃尔玛的业主拒绝在店里销售《花花公子》和其他男性杂志，《花花公子》公司也把封面设计得更低调些（不再有全裸的模特图片了），在报亭贩卖时也包上玻璃纸，希望阻拦那些乱翻书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花花公子》的有线电视台近些年却变得十分大胆（播放交合的情侣、勃起的阴茎、插入、吮吸阴茎和舐阴等镜头）。
除了这些，互联网的访问量也迅速增加，在我看来，现在很少有措施能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这个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肉体乐园”。互联网上日夜都有按摩师和换妻俱乐部的诱惑，当然也有孤独的男人和女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寻求着长期和短期的恋爱关系。我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2008年5月19日），讲的是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市举办第九届父女纯洁舞会[195] ，保证这些少女直到结婚都保持忠贞。而几个月之后，我在电视上看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为一位17岁的未婚怀孕少女欢呼，就是老大党[196] 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的女儿。
“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1986年，《时代周刊》杂志的理查德·斯滕格尔这样写道，“从来到新大陆那时起，追求个人自由和要求清教正义的矛盾就存在了，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主义的宽阔大道和乔纳森·爱德华兹大觉醒运动[197] 的道德狂热之间的矛盾。时代的风气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国家的角色也随之摇摆。政府干预；政府退却；国家出手干预道德，然后洗手退出。镀金年代为改革年代强力的政府手段让道。咆哮的20年代之后就是30年代严格的海斯办公室[198] 时期。层层包裹的50年代引出了解开纽扣的60年代。就在最近，对性解放的反应催生了重拾家庭价值的狂热运动，并让罗纳德·里根高票当选总统。”
我还想补充一句，90年代家庭价值的缺席 也差点将比尔·克林顿赶下总统职位！
不过，要是有人觉得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调情、差点引咎辞职的案例应该 会让其他政客在性行为方面有所收敛，那就大错特错了——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就知道：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公开承认与一位女性竞选工作人员有婚外情。
2008年，艾略特·斯皮策辞去了纽约州州长一职，此前他宣称重视家庭价值，还热心参与反淫秽的活动，结果被曝出是网上应召女郎服务的常客。
斯皮策的政治继任者戴维·A.帕特森主动对媒体承认，他多年来对妻子不忠——而她也在另一访谈中承认自己对丈夫不忠。
2008年，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利维的同性恋男友告诉媒体，说他和州长（2004年辞职）以及州长夫人（现已分居）参与过几次三人做爱。虽然州长夫人否认了他的说法，前州长却没有。
2007年，拉里·克雷格参议员（共和党，爱达荷州）——结婚多年，强烈拥护家庭价值——被八位男同性恋者控告称与他有性关系。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的男卫生间里因猥亵行为被捕后不久，他态度激烈地否认了此事。1989年，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因为与男妓的交易，处于被驱逐、被谴责的风口浪尖之时，克雷格就是主张罢免弗兰克的一员。可弗兰克后来并没被丑闻打倒，一直在国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20多年前，快写完《邻人之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章写道：“……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尽管全美的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今天，我相信这段话依然适用。不过我也相信理查德·斯滕格尔1986年在《时代周刊》里写的“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所以，我的主要观点是，与民意调查公开发表的结果相反，我很怀疑21世纪的美国人——无论多么害怕感染艾滋病——会屈从于新清教主义的约束，远离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震惊公众的诱惑和特权。我更加坚信，那些年代里还是标新立异的东西，现在已经并入主流，只有新入职的新闻编辑会觉得“新奇”——或者那些每天被巨大职场压力牵着走的人，他们已经到了临界点，认为大众在私下里实践许久的东西还只是“趋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邻人之妻》是关于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关于体现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讲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而从另一层面上讲，这些信息也是不分时间、地点存在的。从黑暗时代和穴居时代起，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已经讲述过、发生过无数次，这本书的内容又怎么可能没有囊括其中？自从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纠缠在一起，两性之间的冲突一直没停过，这永恒的爱恨关系比巴别塔还要古老；因为男人和女人一直说着、理解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言语是无法翻译和解释的——无论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塔·希尔曾任职的律师事务所里[199] ，还是在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
《邻人之妻》里并无新事。
也没有过时。
盖伊·特立斯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