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2023年GDP增长目标为5%左右，立刻被称为史上最保守增长目标，一般认为将轻易超过。甚至有人认为，2020年与2021年实际上平均为5.1%，如果2023年与2022年（3%）平均为5%的话，2023年实际上可能达到7%。事实上，确实有人预测今年的增长可达7%。一是因为疫后反弹，二是因为低基数。
这样的乐观预测并非毫无根据。按照中国税务总局给出的增值税发票计算，在今年春节期间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较去年猛增12.2%。
不过今年困难确实不少。各地土地出让金在2022年降幅超过20%，缩水至78000亿元，2023年也预计微增0.4%。
据说各地楼盘有所反弹，但主要是二手房交易，而非新房建设，对促进投资拉动没有帮助。
换句话说，靠大砸钱、投资拉动可能都不行了。首先没钱，其次砸了钱也拉不动。
首先需要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来源问题。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土地出让金不行了，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不敢动，只有房地产税了。
房地产税说了多少年了，触动太多利益集团，一直不敢动。现在不是没办法了嘛，否则能拖还是会继续拖的。问题是，要是开征房地产税，会不会触发一轮大抛售？要是造成房地产价格崩盘，买房的人是高兴了，但整个经济可能就遭殃了。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锚定点了，房地产价值大滑坡，影响堪比美国股市价值大滑坡。一句话：地动山摇。
有办法开征房地产税的同时，避免大抛售吗？还是有的，同时开征房地产增值税，以售出价与购入价之差为开征基础，容许计入通胀调整。这在欧美称为Capital Gains Tax，征收好多年了。为了制止大抛售，房地产增值税的税率一开始可以定得高一点，比如35-40%，作为对抛售的威慑，以后慢慢降低。房地产税则可比照欧美惯例，定在“合理价位”的0.5-1%水平，在北上广深，可能0.1%更加合理？
“合理价位”由附近相近的房舍售价确定，纳税人可以辩诉，要求更改。市政当局批准的“合理价位”跟着房舍单元，卖房的时候对买家公开。所以要现在压低可以，卖出的时候就要考虑损失，除非永远不卖。
房地产税还可以与空置税叠加，只有证明有人居住，包括本人或者租客，才可豁免空置税。不过这需要与个人所得税申报联系起来，申报地址与房屋地址要对的上。
“无主”房地产税的老问题在大数据年代好解决，限期申报和证明产权，否则政府有权扣押、代为出租，回收房地产税，多余部份代为存款，直到业主申报。积欠过多则直接拍卖抵债。
房地产税也应该与个人所得税挂钩，避免出现因为房地产增值太大，老住户反而因为收入跟不上，而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或许可以这样：收入在个税起征线以下，免交房地产税；在起征线至当地中位收入之间，逐步增加；在中位线以上，缴纳全额。
地方政府岁入必须从土地出让金脱身出来，基于城乡扩建的岁入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是时候改为更加可持续的房地产税模式了。
新增税种肯定是讨骂的。作为纳税人，谁都痛恨征税的时候，谁都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剥削了，缴纳与获利不对称。谁都会义正词严地指着别人：他比我钱多，凭什么要我交那么多而他交那么少？
税收是国家行为的经济基础。国家不赚老百姓的钱，但国家没钱是万万不可的。税收也不只是均贫富。实际上，均贫富只是税收公正的很小一部分作用。税收是否公正只看一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浪费了，或者肥水流到贪官那里。享受政府财政福利（或者公益）的主体也应该纳税的主体，少数富人的纳税可以养起一个国家是不现实的期望。真要出现那样的事，说明国家的贫富悬殊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了，或者国家根本不做什么事，两者都绝非福音。富人的财富也很多不是以可征税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是否合理，如何改变，是大得多的问题，这里就不扯远了。
税收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手段。不只是把富人的“不义之财”、“过度财富”征收上来重新分配，也是把中产阶级（在任何正常社会，这应该是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也不是有房有车无贷，而是收入比富人低、比穷人高的中间阶级，或者说中位收入的2/3到2倍区间内）的“剩余财富”重新分配的手段。很多事情需要政府集资才能办成，办成之后大众受益。这些都是必办之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个体是很难靠自己的“散财”办成这样的大事的，政府就是这个集资、办事的人。这才是税收的最大作用。
征税和征兵一样，是国家特有的权力。政府是必须征税的，差别只是从哪里征税，以什么形式。税负最后也一定是由全体人民负担的。现在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貌似不征房地产税，实际上推高了房地产价格，比房地产税征收得更狠，最后依然落实为全体人民的沉重负担。这一代侥幸躲过、不“受害”，下一代跑不了。要说公平，延迟效应使得先来者得益、后到者遭殃，这实际上是很大的不公平。改为房地产税和增值税后，新建房地产的价格得到控制，地方财政来源有保证，反而对先来者和后到者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