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业陷阱(之一)
首先让我们的目光从国家级的数据上沉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城市级的人口和就业情况。
一线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代表性，因为人口和财富总是会涌入这些极富吸血性的城市，并将它周边的区域都吸成荒漠。
我们主要来看看重要的二线城市，一些典型的工业城市。
基于我个人的恶趣味，我首先选择的样本城市是佛山。这座城市在国内并不出名，但它却是中国民营制造业的代表性城市，珠三角最强大的民营企业品牌集中地，没有之一。
2010年佛山的户籍人口371万，常住人口719万，常住人口数减去户籍人口数，就是外来长期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了，719-371=348万；到2014年，佛山户籍人口386万，常住人口735万，农民工数量计算一下是349万。
很明显四年下来，佛山的人口规模增长非常缓慢，户籍人口增长了15万，而农民工数量只增加了区区1万。这样看起来，佛山在这四年内已经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或者可以这么说：佛山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无法吸引新的农民工的到来，它能勉强维持住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算不错了。
作为珠三角民营制造业最强大的城市，佛山居然沦落到了这样的惨境，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要知道2010年前佛山还是狠狠的辉煌过一把的。再往前看四年，2006年佛山户籍人口358万，常住人口586万，586-358=228万农民工。与2010年的348万农民工比较，这四年时间佛山新增了120万的外来劳动力。这给佛山这座城市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各项经济指标都耀眼非常。
而2010年之后，这座城市却跌入了陷阱之中，再也没有了发展上的活力。想想看吧，前四年可以提供120万个新增工作岗位的城市，后四年却沦落到只能提供区区1万个新增工作岗位。这几乎意味着经济发展停滞。
反映到GDP指标上，2006年佛山的GDP为2297亿，到2010年为5651亿，4年间的增长幅度高达146%；而其2014年的GDP为7603亿，相对于2010年的增长幅度仅为34%，不足此前四年增幅的零头。
离开珠三角，我们来看看长三角的无锡。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工业城市，长三角乃至是全中国的工业发源地，中国工业文明之花的诞生地。
2014年无锡市户籍人口477万，常住人口650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外来农民工人数为173万。而2010年，其户籍人口466万，常住人口637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外来农民工人数为171万。
相对于2010年，户籍人口增加了16万，但农民工数量仅仅只增加了2万！这种情况，与珠三角的佛山一模一样。很明显，长三角的无锡与珠三角的佛山，这两个当地典型的制造业城市，都失去了为农民工提供新增工作岗位的能力！
无锡和佛山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而是东部制造业城市的普遍现象。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询其它东部制造业城市的数据。我在此再举一例，山东的明珠型城市青岛，2006年的常住人口740万，而户籍人口749万，这表明青岛是人口输出型的城市，不要说吸引外来农民工了，本地户籍人口中都有9万人会逃出青岛，出去寻找工作机会。但是到2010年，青岛的常住人口增加到871万，户籍人口微增至764万。
这意味着通过这4年的经济迅猛发展，青岛人已经不需要再离乡背土谋生，它甚至已经可以吸引107万的外来农民工。这新增的百万级的人口当然都是冲着青岛提供的工作岗位而来的。
而到2014年，青岛的常住人口为904万，户籍人口约775万，由此计算出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129万。
相对于2010年，外来农民工只增加了22万而已。百万级的农民工数量增加已经没有了。这当然意味着青岛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迅速放缓，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吸引农民工的到来。
中国的东部地区已经普遍失去大量吸纳农民工的能力，那么我们将眼光投向中部和西部，看看这些城市的表现怎么样。
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当然是武汉了，它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2014年武汉常住人口1034万，户籍人口827万，由此扣减而得到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207万。
请注意接下来的数据，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现象与东部城市很有些不一样。2010年武汉常住人口979万，户籍人口837万，由此计算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142万。
有意思的是，这4年时间里，武汉的外来农民工固然是增加了65万，这种增长规模相对于东部城市而言已经是显著增长，但其户籍人口数却减少了10万。
再往前看4年。2006年武汉常住人口约868万，户籍人口819万，外来农民工数约49万。与2010年相比较，四年时间内农民工增加了93万，而户籍人口增加了18万。
必须注意的是：2006-2010的四年间，武汉的户籍人口及外来人口均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在这个时间内，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人口也从农村大规模的迁移到城市。而2010-2014的四年间，武汉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增长，但其户籍人口却出现了下降。
对此我先给出一个这样的解释：武汉这种中部城市提供的工作岗位，只能吸引处于饥饿边缘的农民工，而高素质一点的城市居民，则开始尝试逃离中西部，入籍东部，去争取东部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
表现在数据上，就是东部的户籍人口数在增加，而外来农民工的数量则不再表现出增长性。
当然，这个解释是不是能站得住脚，还需要更多中西部的样本城市的数据来作为例证。
第三章 失业陷阱（之2）
现在我们再看看长沙，这算是一个非常极品的城市，好大喜功，铁了心要扩大市区，搞“大长沙”概念。
在统计数据上，这个城市的数据以2010年为界限，前后分得清清楚楚。
2006年长沙市的户籍人口为631万，常住人口为647，由此计算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16万；这种十来万的外来人口数量长期保持，一直到2009年，664万常住人口，647万户籍人口，扣减得到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仅仅只有17万。
由此可见，长沙在09年之前无非是依靠省会城市的吸血性，吸引一些本省居民前来入籍，因此户籍人口得到了增长，但对于中国就业的主体“农民工”来说，这个城市并没有吸引力，甚至算不上是一个人口迁入的城市。
到了2010年，随着长株潭三市合并的进程加速，三个城市连电话区号都统一为0731，“大长沙”的概念玩得如火如荼，相当多的产业被湖南省政府从周边城市抢到了长沙。
这一年长沙的户籍人口为650万，常住人口为704万，由此计算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一下子暴增到54万。然而这种事可一不可再，玩了这一把，吸引了一帮人过来，自此长沙的人口再次失去了显著的增长性。
2014年，长沙户籍人口为669万，常住人口为731万，外来农民工数量为62万。从2010年到2014年的四年时间里，这个一直在鼓吹大长沙概念的城市，户籍人口增长了19万，这背后是湘西山区靠挖矿挣了钱的富人大量的入籍长沙，为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作出了卓越贡献，令长沙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脚都”和娱乐名城。而农民工倒只增长了区区8万，不到长沙户籍人口增长的一半。
这显示的是这个城市的实体产业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发展。除了2010年搞长株潭规划的时候从周边抢到了一些产业，这4年来，几乎就没怎么发展，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
在这里顺带提一下另外一个中部城市郑州。只说一组数据，2011年郑州的全社会就业人员（注意这个统计口径包含了农民以及农民工，他们没有退休年龄的概念）人数为490万，到2012年上升到历年的最高值509万。
此后郑州不再能吸纳劳动人口，不再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2013年郑州的全社会就业人员数为498万，较2012年减少了足足11万个工作岗位。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中部地区的情况。中部发展得最好的重工业城市武汉，它的实体产业发展得真心不错，产业经济数据也非常靓丽，老蛮我也忍不住要竖大拇指的。不过它只能为农民工提供低端的工作岗位，而无法留住它的市民。而能实现户籍人口增长的“脚都”长沙，却无法实现产业经济的增长，无法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武汉和长沙就像是硬币的两面，都有各自的硬伤。至于郑州，它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三个城市算是中部城市的代表，除了这三个城市之外的其它中部城市几乎都算是渣渣。
但这三个城市在就业上交出的答卷，也只有武汉算是勉强及格，长沙只能打0分，而郑州恨不得是负分。东部城市现在已经无法为数以亿计的贫苦的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中部城市同样没能接过这个重担。那么我们有必要看看西部的城市，看看它们是不是有能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极。
07年成都常住人口1271万，户籍人口1112万，农民工人数为159万。不得不说，这个时候的成都其实没有多少外来人口。
在那个时候，成都还是一个休闲的城市，辛劳奔波的农民工没有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出没，而悠闲的成都本地人则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麻将桌上。
但此后成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大量的电子代工行业从东部地区迁入成都并带动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到2010年，成都常住人口增长到1405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149万，两相抵扣，外来农民工数量为256万。
3年时间，新增了百万级的农民工，这可是一帮强大的劳动力，令成都的GDP突飞猛进。然而自此之后成都的发展迅速放缓。电子代工行业有着清晰的行业天花板，到了规模之后就无法再有寸进。2013年，成都常住人口规模为1430万，户籍人口1188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农民工数量仅为242万。
3年过去了，成都的户籍人口固然是增加了39万，但农民工数量却还减少了14万。很明显，与长沙的情况相似，贫瘠的四川山区的少数富人们，开始纷纷迁往四川地区唯一的富饶城市成都居住，这使得成都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的繁花似锦。
但这个城市的实体产业却在逐渐衰弱，而且由于它的产业基础建立在单一的电子代工行业之上，它的衰弱速度甚至比有着重工业基础的长沙更快。从四川山区走出来的贫民，已经无法指望在成都寻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而西部的另一个大城市西安，情况更加惨不忍睹。
2006年西安常住人口822万，户籍人口753万，两相抵扣后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69万。而到了2010年，常住人口847万，户籍人口782万，外来农民工微弱下降到65万。
很明显，这四年间，西安为农民工提供的工作岗位在减少。这不算完。到2014年，常住人口863万，户籍人口815万，外来农民工数量大幅度减少到了48万。
这种情况与长沙和成都一样，户籍人口在增加，显示陕西全省的富人都在向自己的省会西安聚集，但它的农民工数量却在显著减少。
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安完全没有在实业领域取得任何看得见的成绩。陕西省内那些国家级的贫困县，根本不用指望它的省会能为自己的贫民提供工作机会。
综合来看的话，我国的农村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要走出田野，步入城市。然而中国的东部城市已经完全失去了吸纳人口的能力。中部只有一个武汉的表现稍微好点，其它城市都不具备大规模吸纳人口的能力。至于西部地区，更加是惨不忍睹。
这大概就是我国的失业陷阱：从田间地头走向城市的贫民，他们充满了希望，想要放下锄头，拿起扳手，在工业的流水线上找一份光明的未来。但是，很不幸，迎接他们的，将是冷冰冰的现实。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将对他们的到来说“NO”！而他们满是老茧的手，如果拿不到扳手，那么又会拿起什么呢？
请看最终章。
终章 生存，或者死亡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充分就业。除此之外所有的说辞都是瞎扯淡。
不能实现就业？13亿多的中国人全靠国家发救济金活着？靠国际社会的援助活着？这是无法想象的惨事。
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13亿饥饿的黄色人种会横扫全球，将他们眼中所能看到的人和动物全部吃光，不死不休。任何堡垒、围墙和机枪都无法阻止数以13亿计的饥民的扫荡。
当然13亿人一起失业的事情，绝无可能发生。但事情的关键在于，我国到底能承受多高程度的失业？10%？20%？还是30%？目前来说，按照第一章中的保守算法，我国至少有7000万的无业游民，如果这个数字增加到1亿？2亿？3亿？这个国家还能维持平稳吗？
一个人没有食物，根本活不了几天。能阅读到本文的人，起码有上网的条件，也不太有挨饿的体验。我希望各位能真正的体验一次挨饿。不用多长时间，饿自己一天就好。找一个周末，从早上到晚上，别吃东西。然后，你们再来思考我上面提出的问题，这个国家，到底能承受多高的失业率。
当你们饿着肚子的时候，你们才能明白一个绝望的失业者，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繁华的街道，看到琳琅满目的食物摆满了橱窗，这个时刻他们的眼中会闪耀起什么样的仇恨的火花。
2011中国进入了劳动力拐点，劳动力人口减少了。但随着平均寿命的增加，中国的人口总量没有减少，而是持续增长着。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每个劳动力需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
2011年60岁以上人口数为1.85亿，占当年度13.47亿总人口的13.7%；而到了2014年，60以上人口数上升到了2.12亿，较2011年足足增加了2700万，占当年度13.68亿人口的15.5%。3年时间过去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就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
这大致与第一章中提到的失业率下降的情形相对应。人老了，因此在我们简单的计算公式中，不被视为适龄劳动人口了。这就是表面上算起来失业率下降的原因。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基础设定：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没有任何养老方面的福利制度，也不存在退休制度。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即便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这一点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更新到了2012年，但相信与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异。
2012年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总数为9.7065亿，当年度全国总人口为13.5404亿，农村户籍人口占比达到惊人的71.7%!按照这种比例计算，2.12亿的老人，其中有1.5亿生活在农村，他们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挣钱养活自己，在官方统计上，也仍然将他们视为劳动力，纳入就业人口统计。
最麻烦的是，即便他们干不动了尝试退休，他们也无法指望自己的农民子女能通过种田养活自己。
根据我们在第二章中的简单计算，一个标准的农村劳动力，年收入低于两万块钱。这种收入要养活自己都很勉强，根本无从养活老老小小的一家人。
这种背景，正是近年来农村老人大量自杀的经济学上的原因。即便是儿孙满堂，老人们用最朴素的计算方法，也知道唯有自杀，才是最经济的方式。
要阻止老人自杀的悲剧，年轻的农民必须抛弃土地，走入城市，在流水线上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伦理上的必然，百善孝为先。成为农民工，学会使用扳手，遵循流水线上的作息制度，是青年农民对一个家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必须要尽的孝道。
而坚守着田地，坚守着锄头和镰刀，坚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对农民来说，却成了一种恶行，一种将自己的父母推向自杀绝境的禽兽之举。这真是一种历史性的讽刺。
现在回归到第一章的失业人口计算公式：失业人数=适龄劳动人口数-在校学生-全国就业人数。这一次我们要算得更加精细。
2014年中国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为9.16亿，在校学生为6936万，全国就业人数为7.73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全国就业人数中其实包含了1.5亿的农村老年人，既然我们在计算16-59岁的适龄劳动力的就业情况，这部分人我们当然要从全国就业人数中扣除出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公式就要变成：9.16亿-6936万-（7.73亿-1.5亿）=2.23亿。
OK，现在清晰了，全国9个亿的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力，失业人口规模约2个亿。
适龄劳动力的失业率约20%。这大概才是这个国家真实的失业率。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述的，我们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产业都在萎缩，都丧失了吸纳人口的能力。目前2亿的失业人口已经没有工作机会可言，未来还有至少一个亿的青年农民必须要离开农村，向城市寻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