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北高营村仍有许多房产项目在建设中。 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村支书在春节团拜会上倒下
“我放弃了婚姻、工作，我一度沦丧来到建筑工地，北高营村跑劳务市场的就我一个，我客走他乡，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我立下誓言，我是怎样被打出北高营的，那就用我同等的方式走回来，公开而且明确，就是我贾敬龙弄的你何建华。”贾敬龙在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家人虽然担心却无法劝说他，而且，谁也没想到他会去杀人。2015年春节前几天的一通电话，多少能显示出他内心的不甘。那天晚上，贾敬媛跟着父母一起住，半夜忽然接到贾敬龙的电话，“当时他和同学朋友聚餐喝多了，想起拆迁的事情，挺伤心的，在电话那头哭，说心里难受。”电话这头的贾敬媛干着急又问不出他在哪里。她叫起父母，一起出门到南高营直至北二环一带找人。后来又接到贾敬龙的电话，知道他在朋友家住，也没出什么事，这才安下心来。
贾同庆夫妻依然担心儿子，过年前两天，他们一起到南高营村贾敬龙住的地方，劝他回家过年。但父子依然对不上脾气，没说两句话贾同庆就转身走了，王香兰留下继续好言相劝，贾敬龙也只是口头答应了母亲。
王香兰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母子最后一次正常的见面。大年三十，贾敬龙没有回家。大年初一早上，贾同庆在村里给亲戚拜年，没有参加村委会举办的团拜会。正在聊天的贾同庆听到有人告诉他，贾敬龙回来过年了，在他们家楼下转了一圈，手上还提着两个袋子。贾同庆在大年初一听说儿子回来，并不觉得奇怪。
没过多久，贾同庆的弟弟贾同忠就急匆匆跑来找他，“你家小子把何建华打死了！”听闻这个消息，贾同庆并没有立即赶往现场，而是去了参加家族聚餐的六弟家，并打电话给王香兰让她赶紧过去见他，这个过程中贾同庆显得格外冷静。
听说儿子杀人之后，王香兰当场就哭了——杀人不是小事，自己的孩子也活不了了。大年初一的中午，在别人都在觥筹交错之时，这位母亲只是呆呆地在旁边坐着。
初一那天的团拜会上，马杏梅正在舞台上跳舞，她突然听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大喊，“快点、快点，咱们书记倒下了。”马杏梅以为何建华因为大冬天穿得少生病了，赶紧从台上跑过去，结果，她看到何建华右脸颧骨处扎着一根银白色的钢钉，六七公分长。她和何建华的前妻以及另一位妇女合力把何建华架起来，当时他面部血流不止。马杏梅不敢相信，就在刚刚，她还为即将上台发言的何建华整了下衣服，鼓励他“好好表现”，转眼人就倒下了。
“看他把我们村弄得这么好，这真是毁了我们村当家的好人。他在世时，我们村的发展势头多大啊，他就是我们村的摇钱树。”马杏梅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据多位村民介绍，马杏梅的婆婆是何建华的姑姑，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马杏梅仍然是村拆迁办的一员。
北高营村社区居委会会计邱书英在案发当时就在何建华的前侧。当时，村委会干部们上台给村民拜完年之后，站在台南侧看老年人的舞蹈节目。她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响，就看到身后的何建华倒在了地上。邱淑英赶紧上前去扶，就看到他脸上插有一根钢钉。慌忙中，邱淑英赶紧拨打了120。
“世袭”村官和最后的钉子户
贾敬龙给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自辩词中表示，自己当时是公开作案，并没有任何逃跑的准备，手机里还存有编辑好未群发的自首短信，路上，他给前未婚妻打了电话，这些都能证明他枪杀何建华之后要去的目的地是长丰派出所。
但在何建华的女儿何伟发表的《解开“贾敬龙”杀人案幕后的事实真相》一文中，她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贾敬龙真有去自首的念头，他可以从村西的建华大街上北二环，时间短、距离近。但是他实际上选择的路线却开向村南，即使最后去长丰派出所，可选的两条路线中，一条比正常距离多出一多倍，另一条需要逆行。另外，当贾敬龙被何家兄弟与治保会围住时，依然拿着射钉枪喊着“过来我就打死你们”的威胁语言。何家人认为自首其实是贾敬龙眼见逃跑无望之后的说法。
“这孩子（贾敬龙）本来就是去投案自首的，他们（治保会和何家兄弟）把人家打了不让孩子走。另外，还有自首短信，那些人打贾敬龙，当时他光顾着跑，能把短信发出去吗？”北高营村村民张伟明（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的看法，他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分析了贾敬龙为何有那样的开车路线，“第一，贾敬龙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丰收路的长丰刑警中队，刑事案件都归那儿管。他对桃园派出所、高营派出所不放心，之前在那儿告状也告不赢，所以才去长丰刑警中队。第二，当时参加团拜会的老百姓把路都堵住了，贾敬龙只能往那一条路跑，往人群里钻怎么钻得动？哪个人拦不住他？肯定要开车绕过去……”
张伟明对何建华的不满溢于言表。村里不少老人是看着何建华长大的，他们看着“打砸偷抢，多次进劳教所”的他入了党；再后来，竞选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79岁的贾发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何建华曾亲口对他说，自己的党员身份是“花了6万块钱买的”。其他村民也提及，何建华雇佣外村的社会青年做打手，多位村民曾因为抗拒拆迁被打。
何建华被贾敬龙射杀之后，他的儿子何志辉便当上了北高营村村委会主任。坊间纷纷议论这是“村官世袭制”。何志辉今年31岁，毕业于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当上村主任的他仍在当初父亲的办公室里办公，除了把桌子挪了位置以外，其他东西都没动，墙上还挂着何建华在任时的照片。
被问及对“村官世袭制”的看法，何志辉反问，“你认为可能吗？”他解释说，村里当时开了选举会，长安区负责村干部选举的民政局组织了重新选举。而他选择参选，是“希望顺着他（何建华）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不想让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白费了。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把命搭上的工作做成这样，我想帮他把工作做下去。”
民政部2013年颁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中规定，选举村委会需要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提名确定候选人、选举竞争以及村民投票选举。据多位村民反映，当时他们并未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
张美丽算是何建华的“粉丝”，在她眼里，这位前村支书是一位有魄力的人。1985年张美丽嫁进北高营村时，内心是绝望的——这个村的穷远近闻名，每次回娘家，都会被人笑话婆家村的破败不堪，甚至还受人接济。旧村改造提出以后，住在村东头的她家是最早一批同意拆迁的村民。
“村里这些房子多气派，现在娘家人都羡慕我。”张美丽现在手上戴着两枚金戒指，耳朵上挂着一对珍珠坠子，提到女儿、女婿刚买了一辆80多万的车，不禁咧开嘴角。“我跟何建华不沾亲、不带故，我老公公去世都没这么着急，但他（何建华）死了，我在过年时就自己在家哭起来了，痛苦得不行。找这样的人不好找，能把村里建设成这样。”据其他村民介绍，张美丽的女儿目前在村委会当会计，在她做上会计之前，大队本来就已经有一位会计。
在村头，村民张瑞国主动找到《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眼中的贾敬龙和何建华。他曾和贾敬龙有过两次接触：2011年左右，张瑞国买了一堆沙子搁在村里，贾敬龙有次开车拉这些沙子时，正巧被张瑞国撞上。当时双方并不认识，贾敬龙语气冲撞，让张瑞国“把人给看清楚了”。第二次是在2013年2月27日，何建华当时带着大队的人在拆村里其他村民的房子，这时贾敬龙过去问，“谁是何建华？”何建华表明身份之后，贾敬龙对他说，“你就是何建华？这回对上号了，我就是结了婚也不拆房子。”何建华当时一气之下，让人们把贾家的房檐给拆了。但在记者反复追问时，张瑞国又说他当时并未在现场。
在张瑞国眼里，何建华“那人实干”。他和何建华“两人关系还不赖”。多位村民都说，见到当年何建华竞选村干部时，张瑞国提着钱一家一家帮他买选票。
在北高营村走一圈，现在很难再用一个“村”来定义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全是正在施工的和已经建好的高楼，农民的土地早已被收走并开发成小区，住户们也不复有从前村落里那种亲密的人际关系。
就在一年前，在纷纷拔地而起的高楼中间，还夹着一座破旧的二层老房子，里面甚至还点着油灯。70岁的王君霞就住在这里，她是村里有名的钉子户之一。和贾同庆家不同，王君霞压根儿就没跟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村里给的评估费和补偿费并不合理，她希望能够按照《拆迁法》执行，这是她坚持5年依然不愿意搬迁的原因。
因为拒拆，王君霞经历过两次骚扰。村里通知她要收走责任田，但王君霞认为，土地并非用于铁路、高速公路，村政府不能强制要走。2014年6月18日左右，当时每天都会去大棚的王君霞因为嫂子病重去世，好几天没顾得上自己的菜地。再到地里时，发现自建的16个温室大棚已经没有了，种的桃树、柿子树、杏树、香椿树都被砍倒，有两个工地的人正在用推土机平地。
王君霞到高营派出所报案，但没有得到结果。她想过上访，但各部门推来推去，没有得到任何官方交代。后来，村里请她在上海的侄子来劝说，王君霞妥协了。2015年11月，她跟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拿到了自己的三套房子。但是据村干部说，因为当时过了申请时间，王君霞至今还没有拿到养老金。
目前，只剩下村东头79岁的贾发义还在坚持。在两幢30多层高的住宅楼中间，是他破旧的两排平房，前排是1960年代建的土房，后排是80年代家人一起盖起来的砖房。由于两边的楼房地基高，远处望过去，只能看到黑压压的屋顶和高耸出来的五六棵柿子树。眼下正是好果子成熟的季节，橙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
贾发义执意不拆，坚持认为，“国家让拆迁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过得更好，而不是把利益都给了官员，这个思路不对，我就不同意。”他和老伴儿也没有养老金以及村里的各种福利，与其他拒拆的家庭一样，家里被停水停电。
村里坚持的人一个个都妥协了，贾发义一直在担心，不知道村委会最终会使用什么手段来“收拾”他。
最近，贾敬龙案成为社会热点，许多记者赶到北高营村了解情况，村治保会成员警惕地盯着这群外来的陌生人。经历村里巨变的老人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而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总是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原标题：贾敬龙案：村官、钉子户与一个村庄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