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
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率苏共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的是米高扬。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兼有“牛一样结实的身躯和令人敬畏的面孔”的彭德怀元帅。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像尊铁塔，近在咫尺地墩实在这位苏共代表团团长面前，以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不拐弯不打结地当面诘问：“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米高扬脸红这一问关系到政治人物的政治品质。
“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彭德怀皱起眉头，“他还能听到改正”
米高扬赧颜地耸起肩膀，双手一摊：“当时谁敢提呀……”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
米高扬避开彭德怀的目光，那目光太纯洁太正直……太天真。没有水晶一样透明的心是难以承受的。
他用诉苦的口气说：“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眯细了眼，足足打量米高扬五秒钟，嘴角开始抽搐，流出一股嘲意。他的身体缓缓扭转，就在背过身去走开的一刹，右臂忽然抡起：“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两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并且呈上“万言书”。
他没有被杀头，但他还是折失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并且成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代表人物……
彭德怀上“万言书”的原因很简单，可以简单到两年前他朝米高扬抡胳膊：“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可以简单到一首民谣：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抢着胳膊跳出来。他这一“鼓咙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毛泽东所处位置，思考决不能像彭德怀那么简单；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允许他像彭德怀那么简单。在庐山，彭德怀是英雄，毛泽东也是英雄。这说法并非自相矛盾，恰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不能简单以胜败论英雄，又怎能以简单的对错论是非？
论述这个问题，须专门一本书，而非现在这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本书只是将毛泽东思考的几个阶段几个要点列出来。
登庐山每上一公里路要转十七道弯。当毛泽东“跃上葱茏四百旋”时，正是“三面红旗”遇挫，面对一片“反华大合唱”。他恰似“一山飞峙大江边”，对于包围中国的骂声，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泽东“冷眼向洋”看美国，看台湾，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决非像某些书里所写“冷眼看着他过去的战友们上山，一一收拾他们”……
形势座谈会开始不久，几位“促进派”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发言有问题”，毛泽东不介意，当着卫士们的面说：“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又一位负责同志陪毛泽东散步时汇报：主席建议从不同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总反对，说特殊化……
毛泽东听了仍是一笑而过。
彭德怀送上“万言书”，毛泽东也并未像某些书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样“龙颜震怒”，当时在场的秘书、卫士长以及卫士都回忆过那经过：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枝香烟插入烟嘴，继续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吸燃香烟后，他还说过两句：“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书呆子，谁都懂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真话不见得是对话。正确与否的标准不只是简单一个真话假话，还与时机、形势有关，更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关。同样一句真话，十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十年以前讲也许就“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也敏感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在“万言书”里也用上了这个观点。二是“促进派”提醒毛泽东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绪”蔓延开来，“乱了思想”、“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可不得了！
毛泽东当然明白非常时期(或叫困难时期)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他沉住气，要看看“另一种倾向”到底有多严重。
七月十七日晨，庐山上的与会者都拿到了大会印发的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向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七月二十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台湾中央社和美国各报迅速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这期间，山下一些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
于是，从杜勒斯到蒋介石，从赫鲁晓夫到山上山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恶意的攻击和善意批评便交汇混杂，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一个“合唱团”，形成一种“大气候”。
于是，“万言书”本身内容再也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对事业而言，毛泽东的威信，共产党对国家机构领导权的合法性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是远比彭德怀的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后人评说前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国情。实际上，不少人持同一观点：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苏，标志苏美开始握手。在这种“包围圈形成——的共识下，毛泽东同一天开始反击，在庐山会议上做了尖锐激烈的发言。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党中央委派聂荣臻、叶剑英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自述》也证明，两位元帅都反复讲明“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面利益来做检讨”。
由此不难看出，把彭德怀折于庐山，只归结于向毛泽东上了一份“万言书”，实在太简单太肤浅有人把时代错误简单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就更为错误。
当毛泽东凭窗而立，呼吸着庐山夜晚的凉气时，他思考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击彭德怀，而是反击到哪一步！?
如果说“促进派”的汇报要求和“大气候”的影响，促成毛泽东数落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有背后议论，会下“串联”，自然就变成了“军事俱乐部”，升级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八月一日，建军节。毛泽东已定下罢免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心。
上午十点，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摇头。他违心地退一步，说：“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的。”
“还是三七开吧。”毛泽东一步不退。
“对半开。”彭德怀明白这关系到他的问题性质。
“三七开。”毛泽东也明白这个比例关系着定性。
彭德怀痛苦绝望地看看毛泽东，嘴角一紧，垂下头。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庐山是早晨。
毛泽东走出美庐，作睡前散步。
几十座避暑石屋安卧在绿荫掩映的山坡上，静悄悄不曾醒来。这些别墅式建筑多是蒋介石三十年代所营建，如今换了主人。每座别墅里都配有从全省筛选而来的年轻女服务员，她们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
晨光熹微，他的身影停在日出的位置。火花一闪，青烟飘起，迅速被风驱散。他一手夹烟，一手拄腰，放开视野。
长江水悠悠荡荡，鄱阳湖苍苍茫茫，雾岭云谷人迹渺渺，惟有他独个儿神情冷冷。
唉，历史就像眷恋山岫的云雾，在他面前脚下纠缠不休……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长征路上，毛泽东赠诗彭德怀，盛赞他是猛将，“像《三国》里的燕人张飞张翼德”，是开路的“先锋”。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转战陕北，国民党军长刘勘率七万之众迫在屁股后边，实在恼人。彭德怀替毛泽东分愁解忧，率两万部队去找刘戡，问毛泽东：“对刘戡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激励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于是，彭德怀一战而毙刘戡。若是“丈八蛇矛”的年代，便不只“击毙”，还要“斩下项上人头”哩……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抗美援朝，林彪怯阵，彭德怀慷慨请缨，打得美国人惊呼：“当年八国联军陷北京，现在十七国联军攻不下一个彭德怀……”台湾报纸甚至幸灾乐祸：“现在美国人不说国军不会打仗”翻翻世界史，好像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敢于同世界性的联合国对立而不败，只有彭德怀成为打败世界性联合国军的东方将领……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白云悠悠，人世悠悠。
现在，彭德怀上了“万言书”；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说：“老彭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抡起胳膊吼：“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二十六日晚，彭德怀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骂粗话：“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张飞张翼德……”毛泽东深知其人地喃喃三遍。据说那天早晨他情绪一度流出哀凉。没有枪声的庐山，损折一员大将，值得吗？张飞这样的人物谈得上什么野心？你叫他当皇帝他也当不了，不肯当，毛泽东又怎能不明白？
但是，转瞬间他眼神里又闪出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处理彭德怀，关系“三面红旗”之争，关系他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关系到主义之争。举凡经天纬地的巨人，为主义之争，莫不可以牺牲一切。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可以牺牲六位亲人，也可以牺牲他的那颗将星——“张飞张翼德”。
他深知，现在的形势，尤其要维护那个“凝聚力”……
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毛泽东多次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他首先提出为秦始皇翻案，并且请郭沫若写了文章，发在人民日报。
每当日出之际，毛泽东常常发出深刻的生死感怀和人生慨叹，“人生易老天难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
你彭德怀讲真话，我毛泽东也是在讲真话。我讲了几十遍，“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这次上庐山，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带头纠“左”，这不是真话？
上海会议，我感觉到纠“左”不力，讲了不满的话：“……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你彭德怀张口就挖苦：“您不是早就挂帅了”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卫士请你来谈话，你就是怠慢不来。这不是真话？
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我在船上呼吁团结，你退出舱外不回来听，上得山又写“万言书”，这不是真话？
我多次检查反省：“我因易被感情驱使……个性不好束缚”，你“张飞”难道不要反省？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那个团结那个“凝聚力”？
庐山就是一首苍凉的浪漫诗。十年后，毛泽东在此悟到宇宙的秘密，并且告诉了斯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我看要不了多久，五百年或一千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和我们所做的事一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这种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感怀，尽管苍凉，却并不忧伤。
一九五九年之夏，发生在庐山上的这一幕，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是悲剧式人物，但他们都是英雄做了英雄该做的英雄事。
彭德怀抡起胳膊为人民“鼓与吹”，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妻离友散，不怕从此开始的一连串厄运和苦难，也因此而更加流芳千古。
毛泽东作为经天纬地的政治家、大谋略家、一代领袖，在党和国家和民族陷于危困之际，不踌躇不沮丧，依然冲力高扬，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不怕为此担历史骂名，果断决策，保证和维护那“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以及丝毫不能损伤的“凝聚力”。无疑，这是战胜困难，渡过危机的首要条件。
他成功在随之而来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那样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放在历朝历代都将是“盗贼蜂起，民变丛生”；一旦全国乱起来，在具有“啸聚山林”。“有枪便是草头王”和“军伐混乱”的“历史传统”的中国，更不知将死多少人，民族又将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社会又将发生多大的倒退！
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他断然地以非常手段维护了那支队伍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以及由此而强大起来的“凝聚力”，那种崩溃和混乱没有发生，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摆脱了困难，重新走上繁荣。
据老人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男人都没了阳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国男人阳气转盛，中国女人大出风头，生育出一个英国又加一法国，大概还不止这个数。
毛泽东为庐山上的“胜利”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折了彭大将军，不是为此担了骂名，甚至也不是随后刮起的第二次“共产风”，在全国饿死多少人……
他付出的最大代价，是越来越失去了真话。
毛泽东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时代和文化。他的个人经历和所受全部教育，不可能超越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限制。他可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却难以胜任领导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他凭着中国文化所赋予他的全部智慧、勇气和力量，加之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全部优秀品质，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他和他的战友他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建起初具规模的大工业基础，可以抬起头同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平等对话，平等交往。他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给了我们最终“腾飞”的政治保证和经济条件，使后人有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可能。
不要嘲笑他的“三面红旗”、“大同邦、理想国”，那是一曲悲壮的歌，不甘落后的探索者的歌。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登上了吉普车，载着时代和文化给他的胜利给他的失败下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