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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换人生28年孩子患肝癌 家属医院谈判破裂陷僵局

日期:2020年05月15日 09:30 来源:新京报 作者:佚名

4月30日,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内,姚策与生母张萍第一次见面。新京报记者 雷燕超 摄

现在想来,张萍怀疑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淮河医院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抱错了,亲生儿子被蒋艳丽抱回了家。郭海怀疑是洗澡时抱错的,被人塞错了被单。

20平米的会议室内,气氛落至冰点。

当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律师再次表示,医院和姚策的肝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时,姚策家属带来的律师发话了:“我们(的观点)没有交叉点了,目前为止可能就谈不下去了。”

这是2020年5月9日上午,河南开封的一家酒店内。环形谈判桌的一边,坐着来自江西九江的姚林、蒋艳丽夫妇,姚策是他们的儿子,三个月前被查出肝癌晚期。

与二人坐在一起的,除了律师,还有河南驻马店的郭海、张萍夫妇,他们是姚策的亲生父母。28年前,两位母亲同在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后改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下称“淮河医院”)生产、住院;28年后,两家人才发现孩子在医院抱错了。

谈判桌对面,是淮河医院的代表和院方律师。他们与家属站在各不相同的立场上交锋,为姚策的肝癌治疗费问题僵持不下。

在姚家、郭家看来,如果不是淮河医院当年抱错了孩子,姚策很可能不会罹患乙肝,并最终发展为肝癌。他们希望淮河医院为此负责。

淮河医院却不认为姚策的肝癌与自己有必然因果关系,谈判持续多日,始终谈不出结果。

5月13日,开封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将继续调查此事,督促处理。有消息后,由开封市卫健委和河南大学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统一发布。

僵局

5月9日谈判正式开始前,姚家、郭家感觉一切顺利。

4月初,姚林从淮河医院拿到了妻子蒋艳丽28年前的生产病历;4月下旬,张萍也拿到了自己的病历;4月29日,淮河医院患者服务部带着河南特产到江西九江慰问姚策;淮河医院医患关系科办公室主任张鹏说,5月初,“了解到家庭有困难,(医院)提供了3万余元的药物援助和2万元的慰问金。”

接下来,淮河医院主动邀请姚家、郭家带着律师到开封协商,并承担了酒店费用。

两家人与淮河医院见面的那天,开封下起了小雨。淮河医院在家属入住酒店的21层包了一间会议室,把开封市卫健委的人也请来了。

刚一走进会议室,蒋艳丽就发现对面有几个摄像头,这让她有些不舒服。在家属和家属方律师的要求下,摄像头被淮河医院撤掉了。

对于姚家、郭家在淮河医院抱错孩子一事,家属、院方没有分歧。但之后3天的协商走向,出乎家属们的预料。

在两家人看来,姚策从小患有乙肝并发展为肝癌,很可能与出生时被抱错、未能及时注射乙肝疫苗有关。淮河医院应该对此负责,并承担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医疗费、生活误工费。

姚家、郭家试图打出感情牌,家属方律师提醒对方要“感同身受”,“大家都是为人父母”。蒋艳丽讲述了抚养姚策的不易、怎样带着姚策治疗乙肝。淮河医院和开封市卫健委的代表听得低下了头,“很难过的样子,”蒋艳丽说。

淮河医院打的却是法律牌。院方律师不断抛出法律条文,强调28年前的历史局限性:1999年,中国才生产出第一支临床乙肝免疫球蛋白,这意味着1992年无法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2002年原卫生部才颁发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所以“每个医院有书写病历的习惯”……

总之,律师的意思是:姚策的肝癌与医院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由医院承担全部医疗费“有失公允”。

新京报记者掌握的证据显示,前来调停的一位开封市卫健委代表曾说,“法律框架肯定是准则,但人是有感情的,要带感情地谈,咱们没有必要像法庭辩论。”

家属说,淮河医院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双方家属共6人(包括姚林一家三口、郭海一家三口)于5月28日前向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起诉。两家人没答应。

最终,淮河医院表示可以向两家人支付精神抚慰金,“但主要是从救助、公益角度出发,而非赔偿的角度”。此外,医院同意“借支”姚策的医疗费、生活费,至于医院今后要不要赔钱,一切等法院判决。

前后不同的病历

因为28年前抱错孩子的事,医院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从住院楼到门诊楼,多数工作人员对此讳莫如深。

医院大门向北约50米是停车场,后面不远就是靠近西司门街的住院楼10号楼。这栋8层的灰色建筑是现在的妇产科所在地,病房、产房、洗澡室都在五层,一名男子正在产房外等待孩子出生。

这幢灰色高楼,是在曾经的妇产科原址上重建的。28年前,张萍、蒋艳丽生产时住的,是一栋两三层的灰色小楼。

淮河医院住院部。附近居民表示,1992年,淮河医院基本都是两三层的灰色小楼和平房。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1992年6月9日,28岁的张萍住进了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张萍患有乙肝,平时和丈夫郭海在驻马店开餐馆,开封是她的老家。此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孩子出生时因脐带绕颈导致大脑缺氧,后在智力方面出现障碍。这次,她选择了全开封最好的综合性医院生二胎,剖宫产。

在张萍从淮河医院获取的病历中,她的孕妇产前护理记录单上床号为15床,住院号为155489;但出院记录上,她的床号变成了16床,住院号也变成155849。

对此,张鹏的解释为,“28年前我们是手写病历,可能是笔误造成了病历上的小瑕疵。”

事隔多年,张萍、郭海早忘了当时的床号、住院号,只记得病房里住了三名产妇,其中一个后来生了女儿。郭海说,妻子生产前,护士让家属准备了一条被单,将来孩子出生包裹孩子用。郭海准备的是一条印有“熊猫举枪”图案的被单。张萍对此没有任何印象。

张萍入院的6天后,23岁的蒋艳丽也来了。她在江西九江的卫生系统工作,生的是头胎,特意回开封娘家待产。淮河医院提供的蒋艳丽病历显示,蒋艳丽的床号为12床,住院号为155941。

时至今日,蒋艳丽对淮河医院的印象只剩下淡黄色的墙壁、吱呀响的病床,她还听说病房里住着一个“大三阳”——也就是张萍,但从没和张萍说过话。

1992年6月15日下午5点20分,经历一天的阵痛后,蒋艳丽“顺产侧切”诞下一名男婴:体重3500克,发育正常。在产房里,医生抱着孩子给蒋艳丽看了一眼,“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生孩子时,蒋艳丽的丈夫姚林还在九江工作,6月16日下午才赶到开封。看到爸爸来了,护士特意把孩子从婴儿室抱到走廊,姚林对孩子的第一印象是“瓜子脸,红红的”。

姚林赶到的当天上午,与蒋艳丽住在同一病房的张萍也生产了。手术记录显示,6月16日上午9点10分,张萍进行了剖宫取婴手术,时长50分钟。她的孩子于9点45分出生:男孩,体重3200克。

与顺产的蒋艳丽不同,张萍因手术麻醉陷入昏迷,没看到孩子出生时的模样。丈夫郭海说,那天上午9点多,他和弟弟在手术室外等待时,看见护士用自己送来的“熊猫举枪”被单裹着一个婴儿匆匆走过。“孩子脸上白白的,像扑了一层粉一样,没有特别浓重的绒毛。”

母婴分离

从孩子出生到最终出院,两对母子的共同点是母婴分离。

在开封市多家医院妇产科工作了30多年的医生赵平介绍,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开封市大多数医院的妇产科实行母婴分离制度——母亲们分别住在各自的病房,婴儿们统一住在婴儿室,由护士负责量体温、换尿布、喂奶、洗澡等照料工作。

张萍、蒋艳丽从淮河医院获取的病历显示,两人的孩子均住在婴儿室。但二人都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婴儿室已没有任何印象。

在蒋艳丽的记忆里,因为奶水不够,住院期间她只给孩子喂过一次奶、见过孩子一面。她当时昏昏沉沉的,只记得孩子闭着眼,头压在自己的手上很重。孩子的手上套着一个手圈,“应该写着12床”。姚林对此也有印象。

依据原卫生部1982年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这种写有母亲床号的手圈,是每名新生儿必须佩戴的。

在赵平的记忆里,1992年左右,开封市的医院普遍采用白布条制作手圈。护士会用钢笔在布条上写好“某某之子”以及母亲床号、新生儿体重等标记,系在孩子手上。“因为小孩手很小,又不能系太紧,还要防止掉落,所以经常是两只手各系一个。”

1992年6月19日,蒋艳丽的孩子出生4天后,母子俩一起出院了。她记得孩子的脸上出了疹子,出院时“裹着姥姥准备的粉红色花被单”。

就在蒋艳丽出院前后,“6月19日左右”,张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剖宫产后,她第一次给孩子喂奶。她和郭海都不记得孩子戴了手圈,“小孩的两只手都是包在被单里的,看不见。”但郭海记得那条“熊猫举枪”被单,“孩子一直裹着那个被单,没有变过。”

据张萍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孩子时,“孩子脸上已经没有那层白色的粉了,也没有疹子,但长了一层绒毛。我当时觉得怎么生了只小猴子?”她认为,孩子脸上不再有郭海印象中的白粉是因为洗了澡。

现在想来,张萍怀疑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淮河医院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抱错了,亲生儿子被蒋艳丽抱回了家。郭海怀疑是洗澡时抱错的,被人塞错了被单。

2020年5月7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医院见到了28年前在淮河医院张萍的住院医师、蒋艳丽的主治医师李渔。李渔称,对于当年的事“已经记不得了”。

对于1992年淮河医院对新生儿的护理情况,5月8日,张鹏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暂不方便透露,一切要等开封市卫健委及河南大学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2020年5月9日淮河医院与郭家、姚家谈判时的证据显示,院方曾表示,“我们并没有否认,两个孩子抱错是在我们医院发生的。”

5月13日,张鹏重申,因为两家人出院后少有交集,“(抱错孩子)事件基本认定是在我们医院发生,对两个家庭或者6个人造成任何伤害,医院表示歉意。”

出生时是否接种过乙肝疫苗?

出院后,郭海、张萍带着孩子回到驻马店,为他取名郭明。两人的亲生儿子跟着蒋艳丽、姚林去了千里之外的九江,取名姚策。

1994年,两岁半的姚策在幼儿园入园体检时查出乙肝。蒋艳丽想不明白,家族里没人有乙肝史,孩子是从哪里得了这个病?一个月前,蒋艳丽得知了在淮河医院抱错孩子的真相,她认为姚策的乙肝很可能是母婴传染,因为张萍患有乙肝。

公开信息显示,原卫生部在199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依据原卫生部于1991年10月发布的《全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实施方案》(下称《乙肝疫苗方案》),自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逐步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1992年当年,市县城区的新生儿接种比例要达到60%。

乙肝疫苗接种工作,由各地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防疫、妇幼卫生机构进行。在赵平的印象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开封就有医院为新生儿打乙肝疫苗了”。

此外,《乙肝疫苗方案》还要求国内一些地区对孕妇进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

对于1992年住院时,是否进行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蒋艳丽表示自己是顺产,未做检测;张萍表示,住院前就知道自己患有乙肝,非常注意,肯定做过乙肝抗原检测。

2020年5月6日,淮河医院妇产科医生、1992年接诊蒋艳丽的马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清楚蒋艳丽是否做过乙肝抗原检测,作为门诊医生,她的工作是开住院证、把病人收到病房、办好住院手续。

5月7日,1992年接诊张萍的医生王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我尽到了做医生的责任”,此外不做回应。

张萍病历显示,1992年6月9日上午,她在淮河医院进行了乙肝表面抗原检测。这是反映感染乙肝病毒与否最重要的指标,结果如为阳性,表示已感染。但检测化验单并未出现在张萍获得的病历中。为此,张萍、郭海曾多次向淮河医院索要检测化验单,均未果。

5月13日,张鹏告诉新京报记者,化验单是粘在病历上的,可能因为疏忽缺失。

对于张萍来说,这张化验单的结果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孩子乙肝疫苗的接种剂量。

依据《乙肝疫苗方案》,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使用“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也就是说,新生儿要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注射第一针乙肝疫苗,并在第一针后的1个月、6个月时注射第二针、第三针。在不做孕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的地区,所有新生儿的三针乙肝疫苗剂量均为10微克;但在做筛查的地区,如果孕妇乙肝抗原呈阳性,新生儿的第一针乙肝疫苗接种剂量可为30微克。

从张萍、蒋艳丽获取的病历来看,她们的孩子均未在淮河医院注射过乙肝疫苗。张萍孩子的治疗单显示,1992年6月16日上午注射了维生素K针;蒋艳丽孩子的治疗单显示,6月15日下午注射了维生素K针、青霉素针。

对于姚策、郭明出生时是否注射过乙肝疫苗,张鹏说,“我们的医嘱上没显示打过(乙肝疫苗),根本没有出现打针的情况。”在2020年5月9日的谈判中,淮河医院的律师表示,“(1992年)我们医院既不承担免疫接种的任务,我们手上也没有任何(接种乙肝疫苗)的要求。”

张鹏还称,“医院绝对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国家的制度在走”,但具体细节仍在调查,尚未公布。

等待结果

在张萍的记忆中,郭明从淮河医院出院后打过多次乙肝疫苗,前两次是符合“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的要求的,“满月打一次,半岁打一次”。郭明也说,自己体内有乙肝抗体,“婚检、工作体检都查过,都显示有抗体。”

据蒋艳丽的回忆,从淮河医院出院后,她也按照“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的要求,带着姚策注射了第二针、第三针乙肝疫苗,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姚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体内没有乙肝抗体。“(如果)我有抗体怎么会有乙肝呢?”

依据《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6年刊发的论文《乙型肝炎病毒母婴阻断研究进展及对策》,1987年至1996年出生、全程接种乙肝血源疫苗的人群,疫苗总体保护效果为86%-96%。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0、1、6月3针间隔接种法”全程接种三剂次乙肝疫苗后,大约95%以上的婴幼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

5月11日晚,结束了与淮河医院的最后一次谈判,张萍几乎一夜没睡,吃了三颗安眠药都不管用。“愁得愣是睡不着,你说姚策咋办啊?”

与亲生儿子姚策相似,今年3月,张萍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不久前才做完手术。如果不是为了协商姚策治疗费,她本要到郑州的医院复查、住院。

姚林和蒋艳丽本来也要返回九江了,因为5月14日,姚策要开始第四期肝癌治疗。但夫妇俩还是不愿放弃,依旧留在开封等待结果。“我们肯定依法依规去解决。现在心力交瘁。”蒋艳丽说。

蒋艳丽称,医院未表示可以承担姚策的住院费用。

得知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与淮河医院的谈判结果后,刚从上海会诊回到江西的姚策通过微博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希望家人和医院找到一位权威医学专家,判断“肝炎与目前疾病的关联性”,以便定责、追责。

5月13日,淮河医院向新京报表示,依然建议姚家、郭家走司法途径,“如果有责任,我们不回避。”

(文中姚林、蒋艳丽、郭海、张萍、郭明、赵平、李渔为化名)

(原标题:错换人生28年续:孩子患肝癌,家属医院谈判破裂陷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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