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关于相亲的鄙视链的文章引爆了舆论，北京的相亲市场，父母详细列出的相亲条件包括北京户口、110开头的身份证号码、城六区的房子、不属羊的生肖、名校学历等等，综合这些条件，文章列出了相关的鄙视链条，无房、非京户口、大专高中及以下学历、体制外、属羊的生肖处于鄙视链条的最底端，文章直接指出门当户对是相亲市场的铁律。
相亲存在鄙视链，意味着婚姻市场有价目表，各种婚姻的条件是可以计算的。现实确实如此，婚姻从来都是精确的计算。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夏普利（L.S. Shapley）和罗斯（A. E. Roth），他们俩在1962年发表了名为《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的文章，就婚姻的匹配给出了一个效率、稳定的算法，其立论的基础就是婚姻偏好的可计算性。
当然，以偏好对求偶对象的排序，未必是有意识的计算，当他们同意和相亲对象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合眼缘；当他们拒绝相亲对象的时候，则会辩称没缘分、没感觉。但大多数情况，没感觉都是托词或者善意的谎言。哪怕他们真的有这种感觉，但也可能是潜意识依据先验概率的计算，或者达不到初始值、缺乏光环效应的自然反应。
这种潜意识的拒绝，实际上是记忆和经验的结果，是一种隐性的计算。这些依据直觉、情绪、感觉做决策采用的锚定效应、小数法则、损失厌恶等原则，也会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问题，歧视是最常出现的行为。
以户籍、房产、学历等身份区分人群，评价一个人时，仅从其身份归属而非个人特质做出较差的评价，这就是歧视。但歧视有两种：第一，身份确实产生了区分作用，不同身份的人有明显的分层现象，如学历（受教育年限）与收入的对应关系、北京户籍与家庭所处阶层等；第二，身份没有分层，不同身份的人没有明显的差异，或者差异远不及歧视的程度。
首先，相当多的歧视来自于偏见，以偏概全、小数法则让他们形成了错误的印象。例如本地人眼中的外地人犯罪率更高，实情是年轻人的犯罪率更高，外来的年轻人与本土年轻人的犯罪率相近，但外来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比较高，拉高了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人口的犯罪率。
因为偏见产生的歧视引发的行为，往往会有福利损失，例如宁愿花更多的工资雇用本地人做家政，也不愿意以较少的工资雇用外来劳动力。按加里·贝克尔在《歧视经济学》中的分析，这些歧视者之所以愿意放弃一部分效用（多花了额外的成本），也要坚持这种明显不利于自己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在歧视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效用——心理效用，乔治·阿克洛夫等人将其称为“身份效用”。
更多的歧视连偏见都谈不上，例如非京牌的车不能进入市区，并非因为非京牌的车更可能违章，京牌的获得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但因为因京牌与非京牌的巨大差异，是否京牌的身份直接影响了车主的行为和观念。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持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在回答“请问您觉得目前上海限制外省市牌照车辆上高架（城市内的快速路）是否合理”（回答为数值，从1到7，1表示非常不合理，7表示非常合理）的问题，有车且沪牌的车主回答的均值为5.57、中位数为6，不到14%的答值低于4，整体认为这个政策非常合理；有车且非沪牌的车主回答的均值为3.63、中位数为4，超过48%的答值低于4，整体认为这个政策不合理。都是有车的人群，就因为车牌归属地的不同，对同一个公共政策的态度完全相反。
其次，某些领域，身份的不同，禀赋或初始值的差异确实惊人，因此产生的歧视则是有效的。拒绝与非京籍的外地人结婚，可能会错过好男生（统计推断里的弃真错误），但也会大概率避免嫁给差男生（取伪错误），避免取伪错误对很多中产家庭来说非常重要。
同样是北京户口，身份证号码以110开头的异性为什么比其它号码的京户更受欢迎？110开头意味着其父母在生他的时候就有北京户口，其父母大概率拥有机关事业或城镇职工的社保，两老的养老和医疗不愁（2017年北京的城镇企业职工退休金月均达到3770元），子女负担轻，在北京有房的概率也更高，家里更可能有较多的积蓄，社会关系网更好。但其它号码的京户意味着不在北京出生报户口，在北京的各项条件都要弱于110的京籍。这种差别是歧视的基础，反过来又强化的歧视。
那基于户籍的歧视是否合理呢？我们看个例子，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是俱乐部，俱乐部向成员提供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对非成员进行歧视。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定义了“俱乐部物品”，通过个人的自愿结社而形成的俱乐部，其提供的可排他性公共物品是一种最优配置。这是一种非纯公共品，介于私人物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拥有私人物品的对外排他性（仅俱乐部成员可以享用），又拥有纯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俱乐部内单个成员的对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如图书馆、学区、交通等。个人通过以脚投票，依据自身的志趣和偏好，组建并选择俱乐部，解决了公共选择的问题。蒂布特的“以脚投票”也有相近的描述，个人选择居住地的过程把人口从空间上划分为相同爱好的“俱乐部”，可以很好的理解富人区、优势学区等现象。
问题是，北京的户籍，并不是一个俱乐部。不管是布坎南还是蒂布特的解释，会员都在享受俱乐部里的公共服务的同时，也承担了全部的成本。北京户籍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并不只由他们自己承担成本，没有享受全部公共服务的非户籍外来人口也替他们承担了很多成本。他们向城市缴税、缴纳社保承担北京籍的城镇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简单说，很容易让大家得出一个印象：大多数北京“土著”，似乎纯粹靠投胎就获得了北京户籍，而不需要做出什么努力。
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市民的义务，但却无缘享受正常市民的基本权利。北京户籍的人在享受了非户籍人口对他们的贡献，反而歧视他们，拒绝非户籍的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这种歧视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基于身份的城市和社会治理是非常糟糕的治理机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按户籍分配资源，市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对公共政策表态，会天然的撕裂人群。这也是相亲鄙视链形成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不改，鄙视链就永远无法消除。
我们要看到，在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中的劳动力规模惊人，很多都过过本地劳动力，任何一项政策只要是按户籍分配资源，政策不管怎么制定都会遇到规模庞大的抵制，城市很难形成共识，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一个人只有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才会从情感上去维护这个城市的秩序，参与公共治理、志愿帮助弱势群体、举报非法行为，如果这些市民生活在城市，但城市里有一群人坚定的认为这些人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不断的歧视他们，城市治理的难度势必大大增加。我们的调研中，曾有外来受访者极端地诅咒城市发生地震，让本地人的楼房全部倒塌——对一个城市来说，如果身份歧视让被歧视者产生类似的怨恨，恐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