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的人生，在进入大学后，走入了与高中截然不同的方向。图｜受访者提供
一周以来，围绕他的争议和疑团并未因此消散。在旧日朋友的印象和网上流传的匿名描述中，他的人生在短短三年内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两段：一个是成绩优良、和善聪明的高中生杨凯；另一个则是旷课逃学、挂科留级的大学生杨凯。
长达534天的时间里，杨凯的微信里除了一日一条打卡英文单词的朋友圈，再未留下其他活跃的生活痕迹。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张图片，是一个逐渐消失在浓重迷雾中的模糊人影，正朝着一座悬空细窄的黄色木吊桥走远。
不知是隐喻还是巧合，这张图片对应的单词为vanish（消失）。次日的10月12日傍晚，杨凯以一种决绝的方式选择从世界消失：越过大学校园六楼的厕所窗户，坠落身亡。
家人试图找到杨凯的死亡真相，却发现无法准确归因，最后一刻压垮他的究竟是什么，只能从一些零散细节中寻到方向：比如，这个曾经高考554分的理科生几乎唯一的爱好是打游戏，进入大学后一度难以自束，陷入无法按时毕业的学业危机；以及这段时间，他正面临调换寝室新环境的人际选择。
一周以来，围绕他的争议和疑团并未因此消散。在旧日朋友的印象和网上流传的匿名描述中，他的人生在短短三年内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两段：一个是成绩优良、和善聪明的高中生杨凯；另一个则是旷课逃学、挂科留级的大学生杨凯。
家人从警方得到的信息是，孩子在校园内并未与人发生过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不存在校园霸凌或是他身处网贷之困。
父母很少听到他提起哪位大学好友的名字，只觉得他在大学与人交往大多是浅淡的、片段式的。在选择结束生命之前，这位21岁的年轻人重置手机清空信息，最大限度抹掉了外人探知他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拥抱
没有异样，没有征兆。母亲至今都想不通杨凯突然坠楼的原因。
儿子出事前的10月10日，44岁的黄敏霞从500多公里外的湖北老家赶来镇江的江苏大学。她原本是来处理儿子胶着中的学业问题——自9月7日开学返校后，杨凯已经五天没有出现在课堂。
五天旷课，是她到了学校才知道的情况。早在10月9日，她曾收到杨凯的同班同学发给她的微信：阿姨，杨凯今天没来上课。与孩子碰面后，她得到的回答是：因为脚后跟磨破了，以及一个用了很久的水杯摔坏了，心情不好。
过去几年里，这并不是杨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黄敏霞说，学校为了督促杨凯的学习，让他近期交一份学习计划书到学院并保证以后的学习态度，如果不继续好好读书，或将面临休学一年的决定。
10月12日下午，杨凯在母亲陪同下前往所就读的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在那份用黑色签字笔手写的计划书中，杨凯规划了早上八点至中午十二点的行程：起床洗漱、操场慢跑、吃早餐、玩手机、上课、午饭后回教室预习。
据黄敏霞回忆，当时在学院办公室里，两名辅导员、孩子的班长、学院的一位副书记均在场。杨凯口头承诺自己以后会好好上课，还主动询问了多久需要来汇报一次。黄敏霞觉得，儿子这次“是真的想改变了。”
2019年9月，杨凯因修不满学分跟不上同年级进度，从2017级转至现在的2018级继续学习。黄敏霞说，留级之后的期末考试儿子功课都通过了，成绩从60多分到80多分都有。
那天整个沟通过程中，黄敏霞觉得，前期大家的对话还算愉快，只有在谈到换宿舍的问题时，儿子的神情变了——2020年新学期入学，学院按照规定，准备将他的宿舍也更换到现在就读的2018级。
黄敏霞说，杨凯在办公室表达了自己不愿换宿舍的意愿，并称"想好好学习首先要改变我自己，不是环境所造成的。"学院最终的意见是，杨凯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搬到新的宿舍。
母子俩大约是在16时40分左右走出学院大楼。步行在校园里，黄敏霞先是询问儿子搬寝室是否需要她帮忙，得到“不需要，可以找同学帮忙”的答案后，她便让儿子在手机上帮自己购买次日返家的火车票。从镇江市回浠水县，通常需要先坐高铁到麻城，再转乘K字头的火车才能抵到，全程大约6小时，过去也都是由儿子在手机上帮她买好。
离开前，儿子告诉她有点累，想回宿舍休息一下，母子俩便分开。
在那之后，黄敏霞先后给杨凯拨打了13个电话，均无人接听。那时她并未多想，只觉得儿子可能是因为搬宿舍的事情不太高兴，情绪不好。直到当天夜里，她才得知这些电话未能接通的原因：儿子在与她分开后，独自前往食品学院对面的主A楼，并于17时03分左右从6楼卫生间的窗户一跃而下。
在江苏大学10月15日发布的《关于我校一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通报中》，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杨凯系高空坠楼死亡，排除他杀。
事后，黄敏霞想起，在与儿子最后见面的那个下午，他们还曾在三食堂旁边的水泥花坛边小坐了一会儿。那时接近饭点，看见校园里同学往来，黄敏霞唠叨了几句，“你看同学们都穿着浅色的衣服，你喜欢白色还是浅蓝色？”
临走前，她还担心儿子生活费不够花，并在起身后主动拥抱了一下儿子——这个拥抱，也成为母子俩人生最后的永别。
知之甚少的三年
这部黑色的vivo手机，是杨凯纵身跃下时放置裤子后兜中的随身物件。
父亲杨广昌于10月14日从警方处拿到这部手机，摔碎的屏幕已经更换，机身后盖起翘与主体分离。家人原本想从手机中探寻到一些遗留的线索，但得知，手机应该是被孩子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的处理，出事前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被抹掉。
过去三年里，杨凯的人生几乎从踏入大学校园后便走向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校方的通报中，这位原本应当于明年毕业的大三学生，是一位学习困难，需要母亲在校外租房陪读，学分修不够甚至不得不留级延毕的学生。
黄敏霞记得，大一上半年，儿子的学习还算可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收到辅导员通知，杨凯四门功课没参加考试。儿子的理由是“可能考试会不及格。”
大二开学时，黄敏霞再次送杨凯到学校，被告知按照当时杨凯的表现，学校可能会劝退他。她还问儿子“是不是不喜欢这个专业，实在不行就不读了，回家重新参加高考。”杨凯拒绝了她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喜欢现在所学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辅导员当时的建议是，杨凯的情况如果想继续读书，需要有家长陪读监督。从2018年9月开始，黄敏霞以每月600元的价格，租住在江苏大学一街之隔的水木阳光小区的一个房间中，直到今年春节前学校放假返回湖北老家。
但她并不是24小时都陪在孩子身边，为了补贴家用，她先是在小区里干保洁，每月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去年三月份经房东介绍到江苏大学一个食堂的面条档口工作，每月能多增加五、六百块钱。每天早上六点多黄敏霞就需要到食堂上班，那时儿子还未起床，下班回到出租屋里，才会与儿子产生交集。
算起来，这是杨广昌第二次来到孩子就读的学校，第一次来还是大一时送儿子入校。过去十来年，他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打工的地方遍及上海、合肥、无锡、常州，月收入五千余元。
他与儿子的沟通并不算多，见面也少，半个月左右打一次电话。通常是杨广昌主动打给儿子，隔着手机，两个男人的交流显得有些生硬，也不会聊到太深入的话题。据杨广昌回忆，儿子从未在电话中表露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的困顿。
他与儿子脾气相近，几乎没有强迫或是命令式地去要求孩子做什么。他曾建议杨凯去学一门乐器，或是练习一项体育运动，跑步打球都可以，“主要是持之以恒每天要去做。”
在父母的印象中，杨凯从小到大还算乖巧懂事，也受到老师喜欢。在上大学之前，杨凯的成绩虽然称不上拔尖，但也一直处于中上等。
杨广昌和张敏霞都觉得儿子的性格温和，基本很少会发生争吵，但是他脾气中还是有自己的倔，“如果你和他是温和的谈话，他也会顺着交谈，如果你是高高在上命令式的，他会有一点逆反。”
不出门的日子，杨凯的爱好是打电脑玩游戏，或是刷刷视频和直播。前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们大多在家上网课。湖北的冬天冷得僵手，两代人的卧室房间挨着，一般到了晚上九点多，他们便会提醒儿子该睡觉了。
除此之外，夫妻俩并没发现儿子有任何异常，一直以来杨凯也没有做出过什么太过出格的事情。在两人的印象中，他们没有直接和孩子聊过死亡的话题。但是初高中时，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关于自杀的情节，母亲会带上一句，“人可以犯错，但是不能走极端，生命就这一次。”
直到今天，杨凯的父母对于儿子在大学里的具体人际交往不甚了解，也没有察觉到儿子在情绪上和心理上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在他们知之甚少的三年大学时光里，父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学期的礼拜五，儿子回来提前说要在周末和同学去附近的景点短途旅行，还要和同学聚餐，脸上满是高兴的表情。
“两个”杨凯
在杨凯名为“勿忘名”的微信中，仅保留了57位联系人的名字。聊天记录全部被清空，无从得知他生前最后的时刻是否与人沟通。仅存的QQ列表里几乎展露了这位大学生20年来生活交际的全部圈子：初中、高中、大学同学以及游戏好友，也不过107人。
出事后，他的一些大学同学选择沉默，甚少发声。在网络上只有零星的匿名帖子或评论，以他同班同学的身份述说他在大学期间的种种表现：比如他曾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现场，仅完成选择题作答后就交卷，面对老师质问以“不会”答复后便离开；或者是经常逃课、抄同学作业、通宵沉溺游戏。
一周以来，杨凯的事情数次登上新闻热搜，在一些学习群里，他被视为教育失败案例的负面典型，被评价为“无所事事、混日子、不堪一击，是现代大学生的耻辱。”
他的许多高中同学和好友在得知他坠楼的消息后，不少人在微信、QQ空间上给他留言缅怀。但更多的人对他大学生活的细节表示惊愕，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曾经认识的杨凯”。
几乎所有受访的高中同学在评价对他的印象时，都提到了“聪明”。他曾经的同桌，也是为数不多的异性好友刘媛媛记得，杨凯走路很快，做作业也很快，数学时不时会考满分。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去年三月的同学聚会，刘媛媛并没有感觉到他与过去有何不同，依旧与同学们说笑。
他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之一方明超，在今年的6月28日还在QQ上和他有过交流。三年的高中生活中，方明超认识的杨凯是一个“该做事做事，该玩玩，有分寸的人”。
朋友们普遍的感受是，杨凯的性格比较温和，和不熟悉的人话相对较少，不会主动去交朋友，但也是一个乐观的男生，与同学们相处融洽，是“能被开玩笑开得起来的人”，还曾因披着衣服的搞笑形象，被同学们调侃为“村长”。
大家的共同记忆中，没有听说杨凯有女朋友，为数不多的爱好是打游戏，大多为男生常玩的天天跑酷、植物大战僵尸、地下城之类，但高中时并没有因为游戏影响学习。那时他的成绩在班上大多是前五至前十左右的排名，2017年高考时554分的分数也远超当年的一本线。
只有1994年出生的表哥杨宗元在杨凯刚进入大学时，电话交流中偶然听他提起过一次，“要学的记的东西特别多，有点困难。”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杨宗元还开导他，“有困难很正常，尽力就好。”
在江苏大学，陈少宏是唯一同为杨凯高中同班同学的校友。进入大学后，两人分属不同院系，居住的宿舍也有一公里多远。去年开学没多久，两人还相约吃了一顿饭，他也从未听杨凯提起过大学里的具体遭遇，感觉他“还是蛮阳光的”，只是相比高中话稍微少了一点。
他从未主动向过去的朋友们坦露过自己在大学学业上的困境，也似乎不打算寻求帮助。那些匿名的信息中提到，负责学生身心健康的导师曾找他多次谈话，最开始他还会去，后来便不再出现。成绩好的同学约定了时间地点去帮他，但却被放鸽子。
刘媛媛觉得，以杨凯的资质本不会走到如此消极的地步，“除非他自己有抵触心理。”她惋惜这位昔日好友的逝去，在文字中多次表达遗憾，“他不擅长交朋友，有事情都自己扛的话，或许是心里压了太多情绪，可他没想过我们都愿意做他的宣泄口，只是他从未提及过。”
被改变的
儿子出事后的12日晚上，杨广昌先是接到妻子的电话。他不敢相信儿子离去，反复追问，“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还在抢救？”最开始他定的高铁票，被妻子责骂太慢，转而连夜包车到广州，买了最早的航班飞到南京，再转乘高铁到镇江。
一周以来，他和妻子居住在江苏大学对面一家名叫“乌托邦”的小旅馆。对于夫妻俩来说，他们不得不直面中年丧子的悲痛。但这个家庭被改变的远不止于此。孩子出事后的第三天晚上，杨广昌在微博上发出了关于儿子坠楼一事的信息，随即很快登上热搜，这也给他和家人带来麻烦。
他用“冤案”等充满情绪化字眼写就的信息，事后为他招来大量骂声。儿子离世一周后，坐在旅馆的床上，杨广昌一脸疲态。他解释说，自己最开始想得到关注弄清真相，放上了自己不打码的身份证就是为了表明清白和态度。但之后舆论发酵的程度超出他的预想。
他没想到，随着儿子在大学学习情况的披露，网上的评论里转换成他与校方之间对立般关系的骂战。不少江苏大学的学生或实名或匿名站出来，在网上指责杨家父母的行为。
在大量涌入的陌生评论中，夹杂对他们“利用网友同情心讹钱”的嘲讽，也有质疑他平静口吻发文是“团队操纵”，更有骂他“狮子大开口要200万赔偿”的，最恶意的语言甚至开始对儿子进行侮辱。
手机里的信息多到杨广昌看不过来，他挑出一些最在乎的回复过去。
围绕在夫妻俩身上最大的一个争议点是。他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杨凯坠楼后，学校不立即通知当时还在校园内的黄敏霞，而是等到晚上将其带到酒店后才告知。黄敏霞从12日晚上九点多钟到第二天丈夫赶到之间，都不被允许走出房门。这让夫妻俩觉得学校的处理不人道，甚至涉嫌非法拘禁。
杨广昌说，他后来多次去校方警方沟通此事，得到的答复是，当时是出于保障黄敏霞安全的角度，怕她情绪过于激动。
10月16日上午，江苏大学接受紫牛新闻采访，就事件细节给予公开回应：杨凯坠楼后，校方联系了120和110报警。当时正值晚高峰，调派的法医需从城西的公安局穿城到城东的校区，调查确认身份后才由校方告知家长；杨凯的手机在事发后由警方取证带走，校方没有接触。在更换宿舍的问题上，江苏大学表示，直至事发，孩子也并没有更换宿舍，且在10月10日，杨凯母亲提出已和家人商量好，让孩子跟18级同学住在一起。
目前，杨凯的遗体已经火化，并被父母带回老家入土为安。10月12日的那个傍晚，很难说清具体是什么原因让杨凯选择靠近卫生间的窗台。他还摘下了黑色的全框眼镜，放在半米高左右的贴着白色瓷砖的窗沿上。
那个黑色的三层双肩背包就放在卫生间的地面，里面装着一个大学生最常见的生活物品：一本紫红色封皮的《电工技术》和一本黄白封皮的《食品化学》，黑色的科学计算器和文具袋。钱夹里除了银行卡和社保卡，还有80来块零钱。
这些物件大多跟了主人有些年头，带着旧旧的使用痕迹，充电线也已经变脏发黄。整个书包里，只有一双咖啡色的棉绒拖鞋是崭新的，还印着棒球图案。那是母亲黄敏霞在那天上午特地买给他的，鞋底干净没有沾过灰尘，连26元的价签都还没来得及剪掉。
（应受访者要求，杨凯、黄敏霞、杨广昌、李元凌、刘媛媛、方明超、杨宗元、陈少宏均为化名。）
（原标题：江苏大学男生坠楼：21岁的人生A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