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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审到一审:被判死刑的加拿大公民

图1、谢伦博格在法庭上(新闻周刊)

1月14日中国大连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加拿大公民谢伦博格(RobertSchellenberg)死刑,并称之为“有组织国际贩毒计划的核心成员”,引发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

​从一审到一审

​当地时间1月14日,中国大连法庭判处加拿大公民谢伦博格(Robert Schellenberg)死刑,并称之为“有组织国际贩毒计划的核心成员”。

​谢伦博格现年36岁,居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伯茨福德市。

​按照谢伦博格的陈述,2014年他辞去在阿尔伯特省某石油公司的职务,先后前往老挝、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旅行,然后在11月前往中国往大连旅游,他声称自己“在大连旅游一周,逛了商场、餐厅和夜总会”,入境中国约两周后在飞回泰国途中转机广州,却在机场被中国警方逮捕,时间是2014年12月3日。

​但中国警方和检方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们指控谢伦博格是一个大型跨国贩毒网的成员,这个贩毒网先是把多达222公斤的甲基苯丙胺(冰毒)从广州运到大连某个仓库中寄存,然后将这些冰毒分拆后装入轮胎和油管,试图通过集装箱走私到澳大利亚。

​在被关押近4年后,2018年11月初,谢伦博格以“参与走私毒品”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金15万元人民币,他不服判决上诉,但2018年12月辽宁省高等法院裁定“鉴于其罪行严重,量刑过轻”,案件需要重审。接下来便是1月14日的一幕了。

​有一份报告称谢伦博格要求不让加拿大媒体进入法庭,“似乎不希望其祖国的人听到此案”。加拿大使馆的四名官员被允许现场旁听,《环球邮报》记者和几位日本媒体记者被允许在3公里外的一个场地观看庭审的现场直播。

​由于这是重审后的结果,而非对被告上诉的裁决,因此仍然是一审判决,被告有权在10天内决定是否上诉。被告律师张东硕已表示,被告“可能会提起上诉”。

​图2、发表指责中国言论的杜鲁多(加拿大环球新闻)

​戏剧和争议的要素

​原本的较轻判决,是检方基于最初证据,认为谢伦博格在贩毒集团中发挥“次要作用”,而法庭采信了这一最初起诉要素;但一个名叫徐青(音)的人让一切都被彻底颠覆。

​据谢伦博格称,徐青是在他决定前来中国旅游后通过朋友推荐而结识的,“大概算个翻译”。但徐青却称,自己“无意中发现谢伦博格和其他人在酝酿走私毒品的阴谋”,并作为证人出庭指控了谢伦博格。

​按照徐青的说法,谢伦博格带着他一起去了港口仓库,然后在五金店买了剪刀、胶带、电筒、手套,法庭称这些工具都是为了把冰毒藏进轮胎中而准备的。

​据信顺着徐青提供的线索,法庭找到了在他们看来足以支撑一次要求重审抗诉的新证据,并从重指控谢伦博格“实际上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这一最新指控足以让被告判处死刑。

​这些证据包括一些手机通讯和银行账户记录,包括使用谢伦博格手机和贩毒嫌疑人麦庆贤直接联系的纪录。

​麦庆贤因贩毒被判处死缓,“据信系因坦白揭发而被从轻发落”,新证据还包括谢伦博格和其它涉及贩毒案嫌犯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对此谢伦博格称自己在起诉书中未曾听过麦庆贤的名字,而其律师则对麦庆贤是否嫌疑手机主人提出异议。

​另一些最新证据来自徐青的证词,后者称谢伦博格要求他购买轮胎、包装工具,租用仓库和集装箱,对此谢伦博格称付费的是徐青,打电话给其他嫌疑人的也是徐青,“只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了我的电话”,至于那些银行记录,他和他的律师张东硕则表示“谢伦博格从未从这些所谓毒品交易中获得一分钱收益”。张东硕称“怀疑我的当事人涉嫌贩毒是可以的,但判决不能仅仅依靠证词,而应首先考虑证据链的完整”,他要求法官“考虑到针对这一案件的国际关注”,要求法庭考虑判处驱逐出境,而非死刑。

​但检方用一张图表说明“谢伦博格是国际贩毒网的核心人物”,自称Bob,其他人物包括加拿大人Wong Khamla 和Stephen Wong。徐青认定Bob就是谢伦博格本人。

​中国媒体报道称,新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谢伦博格参与了有组织毒品犯罪”,但律师张东硕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些证据“并无新意”,且即便都能成立“也不足以让重审的判决比原一审更重”。

​图3、冰毒(LINE Today)

​余波不绝

​加拿大时间1月14日上午,加拿大联邦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已选择开始随意(arbitrarily)适用死刑,对我们所有国际朋友和盟友而言都是如此,就像在此案中面对加拿大公民一样”。

​谢伦博格的姨妈内尔森-琼斯(Lauri Nelson-Jones)称,判决让家属所担心的最糟糕情况得到“可怕的证实”,称“现在我们和他一起思考,他必须感受和思考的事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可怕、不幸和令人心碎的情况(It is a horrific, unfortunate, heartbreaking situation),我们焦急地期待任何与上诉有关的消息”。

​加拿大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奥图尔(Erin O'Toole)14日在推特上要求杜鲁多直接联系习近平主席提出抗议,而该党国会议员布瓦利艾维尔(Pierre Poilievre)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杜鲁多“未被外国政府认真对待”,“中国官方贬称他是小土豆,完全不尊重他,其它国家其实也是如此”。

​当天上午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刚刚换人,新任部长拉梅蒂(David Lametti)表示,在充分研究前不会就孟晚舟案表态,“因为也许我会不得不在未来某个环节发挥作用”,他强调“加拿大是法治国家,这是加拿大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我将始终采取行动保护法制”。

​由于此案的重审、改判事发生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于去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中国华为集团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导致加中关系紧张后,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关系。中国还逮捕了另外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沃(Michael Spavor),指控他们“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此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称在加中关系如此紧张之际以如此快的速度完成重审“这让我相信死刑判决是既定的”。他还指责重审邀请外国记者出席是“预先安排好的精心策划”,否则“为什么几年前不这么做”。他表示如果谢伦博格上诉加拿大领事官员将为他提供帮助,但“根据以往经验,我不确定这是否有效”。他呼吁加中高层国家安全与法制对话小组尽快举行会晤,该小组级别很高,2016年成立,旨在帮助两国讨论执法问题和领事帮助问题等。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驻香港研究员威廉尼(William Nee)称,对死刑判决“感到震惊”,理由是“与毒品有关罪行未达到国际法‘最严重罪行’门槛”及“重审的匆忙和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刻意态度”。报道称中国一向严厉处罚毒品走私,2009年曾处决一名走私海洛因的英国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驻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称,中国“将因此面对很多问题,尤其是何以这个国籍敏感的人必须在这个特定时间重审”。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克拉克(Donald Clarke)在网文中称,自己不知道谢伦博格是否有罪,但“我知道在孟晚舟案发生前,法庭花了两年半时间才确认判刑15年是合适的”。此前这位据称以研究中国当代司法问题见长的教授曾表示,“中国政府显然希望心照不宣但明确地表达一个信号,即谢伦博格的命运和他的罪行、品德和是否悔罪无关”,并预言“只会有糟糕和更糟糕的结果,而不会有什么较好的结果”。

​网络民意的反转

​出人意料的是,由于CBC的一则报道,加拿大网络民意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反转。

​原先谢伦博格被其家人、尤其姨妈内尔森-琼斯(Lauri Nelson-Jones)形容为“安静、好运动、不善交际的宅男”,这样的“人设”突然变成一个国际贩毒集团核心人物,公众显然难以相信。

​但1月14日的报道却揭示了“另一个谢伦博格”。

​根据这则报道,2012年谢伦博格就因四项涉毒罪名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庭判处罪名成立,入狱两年,实际被关了16个月零12天。警方在一次行动中搜查了他位于阿伯茨福德一座4层公寓顶层的住所,当场查获价值6080加元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缴获3205加元赃款。

​对谢伦博格作出判决的省法官是布朗(Neill Brown),他认为谢伦博格“并非最轻微的贩毒行为”——事实上那时他就有前科,2003年2月他因贩毒被判入狱半年,而且被捕时被捕时谢伦博格因工伤而导致股骨受伤,又因滥用止疼药成瘾而不能自拔。

​在判决时布朗表示,“你不是18岁的人,也不是在利比亚或索马里这样毫无选择的环境,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很幸运,还有一些家庭成员站在你这边(他的父亲当时因他吸毒贩毒屡教不改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但你切勿低估涉毒罪行的严重性”,布朗回忆自己曾警告谢伦博格“必须趁坐牢的机会戒毒,改变你的生活状况,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出庭,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他还特意指出“你很幸运,你生活在加拿大,并非每个国家都会对你所犯的罪行如此宽容”。正如一些在CBC上留言的网民所言,这可谓一语成谶。当时谢伦博格通过律师表示自己“非常惭愧,担心父亲责怪,也担心社区因此瞧不起自己”。

​在上述信息披露前,CBC留言板上同情谢伦博格、指责中国“不可理喻”的声音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在人们得知谢伦博格早有前科后,情况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署名“john thomas Cromarty”的网友指出,谢伦博格并非无辜者,而是贩毒惯犯,且“并未接受此前加拿大法官的告诫”,“很显然他并未接受这样的教训”、“他也是加拿大毒贩子,教训这样的人我们加拿大人不应该难过”。Richard McDonell则反驳了大赦国际“贩毒不是最严重罪行”的论断;还有一位匿名网友嘲笑加拿大政府“谁给你们一种错觉,觉得加拿大法律比别国法律更‘法律’的”;更多网友则抱怨加方此前“有选择性地披露信息”,导致许多加拿大人产生错误判断。

​也有一些留言认为中国“虚伪”:“既然那么恨毒品为什么对往加拿大出口这么多芬太尼听之任之”;还有人支持严惩毒贩但反对死刑,或既认为谢伦博格“活该”也认为中国“太不把加拿大当回事”。当然,继续骂中国“借题发挥”、“体制恶劣”者也有,但较之“另一个谢伦博格”相关报道出台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接下来会如何

​1月14日加拿大联邦外交部更改了对去中国旅行的在线安全提示,称“因存在任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而应高度谨慎”。

​对此中国官方几乎立即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中国媒体反驳了“判决是中国政府试图借此向加拿大施压”的说法,称这是“不合理的猜测”和对中国法律“粗鲁的蔑视”,并反指加拿大的做法“事实上才是将法律问题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很快也更新了针对中国公民去加拿大旅行的安全提示,稍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是否对加拿大公民不安全”反唇相讥,称“中国对来华贩毒的外国人不会安全”。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中国对贩毒行为向来量刑严厉,因贩毒被处决的外国人很多,仅加拿大此前就有两例,时任联邦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和加拿大总督庄士敦(David Johnston)求情也无济于事。如今杜鲁多和加拿大政界指责中国“司法不独立”、“和孟案相关联、拿加拿大公民生命当人质”,并试图借助盟国持续向中国施压,或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了证明此案“与孟案无关”,维护中国“司法独立”的荣誉,中方或许会坚持执行对其认定为“国际贩毒集团核心人物”的谢伦博格死刑,哪怕孟案的走向和结果对中方有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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