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0日，中共领导国统区发起大规模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后遭到国民党镇压，是为“五二〇”惨案（图源：VCG）
《剑桥中国史》认为民众对“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接了当地授予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而反映出来的”。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后，10月10日，双方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不过此次谈判并没有解决双方的主要分歧，即中共军队和发挥与占领地区划分的问题。年底，双方重新开始军事对峙。在美国的调停下，国民党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协会议，并签订了5项协议，确立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
1946年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推翻政协协议。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开进长春，硝烟顿起。国共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宣传，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了内战。学者贺海鹏指出，对于内战，民间舆论虽然指责国共双方。然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未能尽到保持和平的责任，所承受的非难自然更多一些。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内战爆发后，中国不断掀起了反内战浪潮，矛头所指均为国民党。
民主党派对和平还抱有一丝幻想，联合起来要求停止内战。他们认为蒋介石是被国民党的“当权派”和“好战派”所包围，要打破这种包围，“使蒋主席能实行民主”。
面对社会舆论反对内战的呼声，国民党不愿回应民众的和平诉求，蒋介石认为种种反内战运动皆为中共所鼓动：“现在共产党捏造种种事实，来污蔑本党和政府，到处宣传煽动”，只需研究中共宣传的方法和技术，查禁中共报刊就能揭破其虚伪的宣传，打击共产党。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贺海鹏指出，无论是蒋介石也好，国民政府负责宣传的一众也好，他们始终没能清楚地意识到，宣传无法逆大众思潮而动。蒋介石无论如何指责“共匪就利用社会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提出反对征粮、反对征兵、反对内战等各种口号以“颠倒和白，蛊惑社会，动摇国本”，这些问题都不会随着宣传而自行得到解决，而国民政府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更是犯了大错。
1946年夏，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在昆明发起要求和平的运动，民盟领导者李公朴与闻一多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刺杀。李闻惨案发生后，《中央日报》嫁祸中共未果，就连美国都对蒋介石政府粗暴对待知识分子而感到不满，施加压力，要蒋介石彻查此案。
与之相反，中共一直致力于争取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影响社会舆论，对人民产生作用。中共在舆论上支持民盟的诉求，持续跟踪报道李闻惨案的审理情况，与民盟的报道形成呼应，并赞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内战、争和平的主张，这与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擅自召开国大形成鲜明对比。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民盟与中共联合的开始。
1947年，战争没有如蒋介石预想的那样终结，本就百废待兴的经济雪上加霜，反内战运动接连不断。但蒋介石不愿回应人民期盼和平的诉求，认为所有运动背后均为共产党所鼓动，要以严厉手段平息。 蒋介石指责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请愿是“扰乱社会的治安，破坏政府的威信”，是“阻挠革命，破坏抗战，就是汉奸，就是出卖国家的罪人”，而对于罪人，政府是不惮“依法制裁，好不姑息”的。
1947年5月，国统区发生的反战学潮使国民政府后方局势动荡。7月5日，蒋介石发布“戡乱动员令”，查禁报刊，不断加强对舆论的钳制。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对“煽动叛乱”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严厉惩处。10月31日，公布《出版修正草案》，禁止出版颠覆政府和有损中外领导人形象的言论或宣传品。中共《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民主星期报》被勒令停刊，上海著名的《文汇报》、以储安平为首的知识分子所办《观察》等报刊先后被查封。
曾在民盟任要职的叶笃义回忆道，在“戡乱动员令”颁布后，国民政府的宣传机器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 10月初，国民党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社斌丞，使民盟内部弥漫“不成仁，便成义”的悲壮气氛。11月初，民盟被迫解散。
民盟的解散与各报刊的查封使只能以舆论抗衡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失去最后的阵地。共产党适时发动舆论，希望民主党派抛弃中间路线，与“中共一道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
知识分子回应了中共，储安平在《观察》社论中说道“本来对于政府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努力了解共产党了”。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以及对国民党的失望导致他们1948年集体投奔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