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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原文欣赏

九、生机

1月15日(星期一)

亲戚发来老家的《异地医保报销申请单》,里面有一项是所在地居委会或者派出所盖章,证明申请人在异地居住。

先去了居委会,开始一切顺利,但在一处卡住了。

《申请单》上写的是“经办人章”,我请经办小姐姐签字。

经办小姐姐表示:“这里写的是章,如果是‘经办人’,或者是‘经办人签字’,我马上给你签。我们按规定就是没有人名章的。我是为你好,你要是拿回去用不了,还不是耽误你的事。”

我反复强调没事的,有样本,经办人就是不同意。

磨叽了十分钟,经办人建议去旁边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员都有人名章。

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表示不属职责范围,不盖章,建议去旁边社保中心。

到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证明居住不属职责范围,建议去旁边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没说不属职责范围,但要求黑龙江先盖章或者出个申请函。

出来吹了会冷风,琢磨下还是居委会难度最小。

于是走进居委会,摘下口罩,说明岳父得了SARS般凶猛的流感,在ICU生死未知,然后干咳几声。

屋内一片死寂,然后两位小姐姐突然也开始咳嗽了。

经办小姐姐犹豫了一下,突然也觉得喉咙发痒,咳嗽几声,接过去签了字。

1月16日(星期二) 下午

夫人打电话,说拍片结果有好转。

从发病以来,每次拍片结果都是恶化,总算看到一点病毒自限的曙光

夫人说住院大夫心情也有好转,探视时她一进去大夫就过来交流,讲了差不多半小时。此前,大夫讲3分钟冰冷的事实,就会主动离开,避开家属绝望的目光。

大夫预计明天做CT。由于上了人工肺后,做CT远比拍片复杂,需要将病人移出ICU才能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有好转迹象,大夫需要做CT验证。

1月16日(星期二) 晚上

一个重度垂直的呼吸科微信公众号,当晚发了一个长达2小时的视频。点开一看,戊医院的顶级专家分析病例,而病例居然就是岳父。难得有机会,听专家讲家人的病情。

父女情深,夫人听了几分钟就听不下去了,叮嘱我不要发给岳母。

我们解读,专家不会选一个大概率救不回来的病例。同期送进去几个病人,每人病情都很重。专家把岳父作为病例,很可能是因为岳父虽然病重,但能够救回来。

戊医院啥都好,但大夫和家属沟通可以提高。几十万的开销对于医院不算啥,对于一般家庭却不是小数目。作为消费者,我们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就是每天5分钟的交流。夫人经常让我找人打通关系,详细问问情况,但找不到对的路子。只能感慨:不当官,钱有毛用。

ICU的医生确实很辛苦。岳母是地级市小医院的护士,看了就感慨北京大医院不好干。医生护士从早忙到晚,中午吃盒饭。面对的都是疑难危重病人,家属情绪急切而绝望。如果要把病因、病理、治疗方案每天给家属细致讲一遍,那病床上躺的人怎么办?

而且,家属最关心的问题:“人救回来的概率,救回来的状况,救回来的时间”,就像一个投资人问你:“上证指数重回高点的概率,涨到那以后的走势,什么时候涨到那个点位”,不好回答。而且大概率答案是提问者绝对不想听到的。

不过,每天交流5分钟实在是太短了。视频显示科室主任、全国知名专家花了很多心血,治疗方案也考虑了多种情况。把这些信息告诉家属,有必要,而且不增加成本。

1月17日(星期三) 中午

岳父的弟弟和妹妹赶到北京。

我讲了病因病情,提到前几天A病房的病人走了。

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北京就治不好感冒?”

这不是多喝水、多睡觉就能好的病吗?

我想起以前看到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第一次全球范围的传染,死亡估计超过2000万人。该流感由美国堪萨斯州一个流感疫区的青年人参军带到兵营,先是在美国各兵营传播,然后随着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扩散到欧洲。在传染西班牙国王后,该流感有了他的名字: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

潜伏在一战各国伤员和轮换士兵身上,流感从欧洲扩散到大洋洲、亚洲、南美洲。在我国,当时重庆是重病区,据说“半个重庆都病倒了”。那场流感的平均致死率约为2.5%-5%,而一般流感“只有”0.1%。

整整100年,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原子弹、互联网,现在AI、区块链都出现了,但还是治不好流感。

1月17日(星期三) 晚上

夫人说B病房的病人突发脑溢血,大夫让转回小医院“静候”,否则每天在ICU也是烧钱。B家属社会能力很强,居然几个小时就找到一位脑科专家到ICU查看了病情。但脑科专家也建议放弃,当天B家就转走了。

我心想:“这要是让我们转院,去哪里找关系呢?”

1月17日(星期三) 晚上

岳母说,如果需要做非常艰难的决定,她去和医生说。

我表示自己也可以。

夫人偷偷和我说:“妈妈是怕决定不再救治,爸爸会不开心。万一有啥事,她帮我们来承担。”

我说:“我知道,但爸爸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妈妈有心因性心脏不适,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她自己能否挺住都不好说。”

1月18日(星期四) 中午

岳母的两个妹妹赶到北京支援我们,帮我们看孩子。

我们非常感谢。也提醒她们在家也要戴口罩,开始她们并不愿意,我反复跟她们讲:“我们天天泡呼吸科ICU,不是怕你们传染给我们,而是怕我们传染给你们!”再配上岳父全身管线图片,她们也就不再坚持了。

有她们来好多了。这三周孩子都没有下过楼,天天在家看《小猪佩奇》。以前一天只能看两集,现在一天能把所有剧集看两遍。

有一天,女儿突然说:“我看不清了。”

我们吓傻了,心想不是近视了吧。还好第二天带她下楼,她还可以看到天上的飞机。

1月18日(星期四) 晚上

夫人说岳父的弟弟、妹妹下午去ICU探视时,明显感到岳父情绪激动,努力眨眼睛想要和他们说话。监控当即显示心跳加快、呼吸频率飙升,医生赶忙加大的镇静剂量,并让亲属离开病房。

我非常诧异,岳父是有知觉的?他镇静后不是应该没知觉吗?

夫人说:“你不知道C病房的事?把大家都吓坏了。”

C病房上了人工肺之后效果不错,肺部有明显恢复。医生决定“拔管”(把“插管”时深入肺部的呼吸管拔出),同时用人工肺支撑氧气供给。

拔管后,病人就可以说话了。一见到亲人,病人就哭诉:开始以为是做了噩梦,后来发现比噩梦还可怕。

因为是真的!

病人虽然被镇静了,但什么都知道。

知道各种粗细的管子从不同部位插到自己身体里,

知道血液在流出,

知道是外面的机器在供氧,

知道机器、血液有各种问题,医护人员忙来忙去在救她。

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知道自己在生命边缘,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

她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只能一分钟一分钟的熬。

好不容易熬到拔了管,她滔滔不绝讲了好久,把他丈夫骂的狗血淋头,让他躺在床上来试试。

因为太激动了,呼吸频率上升,各项指标恶化。医生加大了镇静剂量,然后又给她“插管”。

C病房的家属在ICU外面讨论这些事,旁边“明星护工”大姐见怪不怪:“正常。很多病人出院后,都会打家人。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

而且病人认为:承受这种痛苦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家人决定的。要是让自己决定,宁可死也不受这罪!

听完我感到非常内疚。在决定是否上人工肺时,我没有考虑病人的痛苦!

我以为病人是毫无知觉的,医生也从未和我们提过病人会有感知。

我这时候,才理解昨天专家讲座视频里,大夫们频频提及的“谵(zhan) 妄”。意思是病人幻视幻听,严重的大脑皮质功能出现障碍。

我认真的和夫人说:“如果我被传染了,或者以后有意外情况。绝对不允许给我上这个东西!”

夫人不能马上说OK,这样显得太没有夫妻感情了,只是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我坚定表示:“有空了我就写遗嘱,制止花钱给我上刑!”

话说的坚决,但心里没底。万一自己被镇静了:

1)亲属想咋整我可没办法;

2)医学上手段太多,不可能穷尽所有“酷刑”;

想来想去,只有减少保险额度,没钱了也就不会有人上刑了。

1月19日(星期五)

夫人和岳母天天哭,单独坐着哭、抱在一起哭,女儿一提姥爷就哇哇哭。岳母自责当时自己不应该开窗,这样岳父也不会想起来开窗,也就不会感冒,更不会进ICU。夫人说没安排岳父去西藏玩,病好了也不能去了。

岳母比我想象得坚强,夫人却不行。虽然岳父很重男轻女,小时候没少收拾她,但她很依恋岳父。

有一天夫人跟我说:爸爸救回来身体也很弱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了。

我说:以前我挣的钱是你、你爸、你妈加起来的两倍,现在自己瞎折腾,也是你们加起来的总和。我不是主心骨?

夫人说:不是。家里你说了不算。

我认真反思了这个问题。

家里生活习惯不是由学历、专业、收入来决定的,而是由脾气决定的,谁脾气大谁说了算。

岳母和我们都很注意保养,但没有人想和岳父发生冲突,很多事情由他去。此次光膀子开窗、家人间的传染,我也有责任。如果家里我做主,这事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我挣钱比他们多,但没有做决定的习惯,只会在朋友圈抱怨。一位前同事就直白的告诉我,认为我对孩子不负责任。她家老人感冒不愿意戴口罩,她一小时就收拾好行李把老人送出去住了。

听起来很残忍吧,但她家老人孩子都没事!

我很好吧,但家里有人躺在ICU。

而且,只要这病毒传染性稍微强一点,躺在ICU里的就可能是五个人。如果是那种情况,四个大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责任,但女儿确实是无辜的。

巴菲特说过:“习惯是如此之轻,以至于无法察觉。又是如此之重,以至于无法挣脱。”

岳父如此,我亦如此。

1月20日(星期六)

预期周三做的CT一直没有做,我们有不好的预感。

早上去献血车旁陪同两位无偿献血者,冬日寒风中只有我和发小卡片的人在车下转圈取暖。我感慨用血速度太快,对方不屑一顾,说最多有人用了3万cc,单位组织了一百多人献血。

我的姐夫打来电话,表示如果需要周转,他们可以支持一部分。我妈也微信说可以支援一部分钱,我回复:活着抓紧花,别给ICU。这里一天就是你一年紧巴巴过日子的全部开销。

下午探视,还没进病房,隔着玻璃我就可以看到岳父在用力呼吸。问护士:“这是因为自主呼吸增强了吗?”

护士摇了摇头。住院医师走过来,和我们说:“我们设备已经开到最大转速4000转了,但他的血氧含量还在下降。只能靠肺工作增加氧气供给,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呼吸增加。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他胸腔已经有积水,压迫其他内脏,心脏功能受到影响。我们抽了两次,但情况还在恶化。”

岳母看了5分钟就离开了ICU,心里实在受不了,我们一同匆匆回家。到家,我说明天还是要去医院,把情况和岳父的兄弟姐妹交代清楚,让他们也有个心里准备。理论上岳母讲最合适,但岳母一说就哭,决定由我说。

1月21日(星期日)

早上到医院,请岳母在ICU外面守着,自己和岳父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去沟通。

首先把昨天医生讲的岳父病情复述了一遍,结合专家的视频信息进行了分析,说明情况不乐观。

接下来说了经济情况,按前期费用估算,能够再坚持20多天。如果人工肺肺膜老化,需要6万元换一套设备,就会少支持3天。

50多岁的长辈们老泪纵横,老叔(东北把年龄最小的长辈称为“老”,老叔就是最小的叔叔)说:“爷爷奶奶都90了,我怎么和他们说?万一你爸真走了,我怕他们难受,也坚持不了几年。”

中午,老叔和老姑赶回东北,周一还要上班。二姑和二姑夫继续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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