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之上的真实
14日晚上，《南方周末》的十多位记者在成都一家酒店聚首，讨论路线分配和报道思路。
地震波及范围广，汶川、映秀、北川、绵竹、什邡、青川等地都是需要报道的重灾区。汶川是震中，又不清楚具体情况，大多数记者都希望能去汶川，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一些争执。
南周的地震前方统筹邓科有两条分配记者的原则，第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第二，能够写出高质量的报道。“那应该是南周历史上最豪华最专业的团队，在很多事情上大家会有默契的。”邓科说。
经过商议，曹筠武和张悦负责汶川的报道，傅剑锋和孟登科负责映秀的报道。之前有人去过北川，但没有进到县城里，记者们以为北川的灾情不是特别严重，没有人主动要求去北川，李海鹏和陈江最后接下了去北川的任务。
地震发生之初，信息十分闭塞，记者的一切见闻都可以成为新闻。两天之后，“看一眼新闻”的报道形式难免面临碎片化和同质化的窘境。“我们要有史诗感”，邓科认为报道灾难的方法论同样重要，灾难对不同阶层的人的影响，灾难中的政权运作模式，灾难之下人和社会的真实状况，都是《南方周末》应该关心的问题。
“核心就是要获得真实的一面。”诚实冷静的记录，不遮蔽，不过滤，不疏忽，成了《南方周末》地震报道的宗旨。
被地震摧毁的北川中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了北川，李海鹏才发现这里的情况和之前想的完全不同。北川县城位于四面环山的山沟里，县城与外界的联系仅有一条翻山公路。地震发生后，公路的城边一段被拧成麻花状，另一处被滑坡体阻断，北川县城几乎与外界隔绝。垮塌的山体加上泥石流，把县城的一半盖得严严实实，八成建筑化为废墟。根据北川县抗震救灾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北川共有15645人死亡，4311人失踪，9000余人受伤。
李海鹏看见倾斜的楼房一个个摞起来，有的楼房甚至变成了波浪形。再往前走，每一步都是尸体，一股混合着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在县城中弥漫开来。楼房依然保留着地震时倒下去的姿态，李海鹏站在废墟上，脑海里浮现出北川县城被毁灭的瞬间。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但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在北川，李海鹏看到的救援情况并不理想，北川的救援主要依靠武警，但他们缺乏专业救援培训，比不上消防队员这些专业的救援者。再加上道路不通，重型机械进不来，只能靠人力的救援显得毫无章法。李海鹏没有亲眼看到废墟中的人被成功救出来。
48小时后，高强度的救援工作让武警战士显露出疲态。“任何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搬石头，拿钢钎，敲石板，48小时后都会非常疲劳了，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救援效果。科技和专业的力量是远远大过人的热情和意志的。”李海鹏停顿了一下，“但是当时就是依靠人的热情和意志。”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映秀。映秀的交警大队大楼是受灾最严重的单位之一，断裂的二楼悬在上空，一楼整体地塌陷下去，倒塌的墙体压在一位老人的身上。欧阳洪亮赶到的时候，看见老人的头和上半身在外面，下半身卡在废墟中，旁边的医护人员正在给她输液。老人的女儿严蓉是映秀小学的老师，地震发生时，她疏散13个学生逃离教室，自己却没能从教学楼逃出来。
“我当时就上去和她说一些鼓励的话，告诉她很快就会有救援的人来了，老人家说没事，她会很好的。”杨洪放慢了语速，“三天之后有人告诉我，老人听说要用直升飞机运重型机械过来才救得了她，她就绝望了，拿起碎玻璃割手上的脉，自杀了……”
“有时会有好消息传来，但好消息终究没有坏消息多，因此好消息显得尤其珍贵。”孟登科说。一旦有人被救上来，成群结队的摄像机就会一齐围过去。孟登科没有选择这种采访方式，他更喜欢站在旁边观察，看见重要的部分就会记下来。从灾区离开时，他积累了两万字的笔记。“我写文章比较忌讳主观，不能故事还没讲完，你自己就感动得稀里哗啦。”孟登科更喜欢直描式的写法，“只有我看到的和证明了的东西，我才会去描述。”
映秀集体葬礼的那天，孟登科在山坡上坐了一下午，看完了挖坑、埋葬尸体、再填平的全过程。“你会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
在灾区的极端场景下，一切都可以发生，一切都可能发生，平常的定律已经失效了。志愿者将水和面包送到需要的地方，出租车司机载人不肯收费，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自然和顺畅。“在这样一种灾难面前，人和人是很亲近的，采访的时候不会像以前那么难打交道。”杨洪说。
灾区不仅有感人的互助，也有人趁乱偷窃。孟登科来到映秀的时候，银行已经空了，杂货铺里的东西被逃难的人抢走了，只有啤酒还留在店里，因为它们既重又不解渴。
在映秀镇的二百多公里外，北川县城中只剩下四类人：记者，寻亲者，救援人员，最后一类就是偷窃的人。李海鹏看见这些人无所事事地在县城中转悠，他们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就赶紧溜到路边的店里摸出一部手机。
一个男人告诉李海鹏：“现在拿点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李海鹏把这个细节放进了北川的报道中。他也能理解这些人的做法：“他就是穷嘛，就是没钱啊，就这么简单。”
李海鹏是南周所有记者中最晚交稿的一个，他用白描式的手法刻画出北川的真实画面，展现了救援的无奈和真实的人性百态。
邓科看完李海鹏的稿子之后非常兴奋：“这就是我想要的稿子，这就是《南方周末》应该出现的稿子。”这篇报道最后被命名为《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登在南方周末36个版的川震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上。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们在悼念死去的孩子。图片源自网络
“地震是天灾，这无法改变，但灾难中人的因素是可以警惕和改进的。”邓科要求记者们，以“守望者”的责任，调查思考可避免或者可完善之处，“作为媒体来讲，这才是可能避免下一个悲剧发生的应该关注的问题，甚至比呈现真实的一面更有价值。”
5月13日凌晨，刚到成都的赵佳月听说了新建小学和聚源中学伤亡惨重的消息。那个夜晚，雨点不停地砸向地面，救援的官兵还没到，父母们只能自己用手把孩子的尸体刨出来。赵佳月赶到聚源中学，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篮球场上摆满了用塑料纸包裹的学生尸体，被包裹的身躯只露出两只小脚，血水混杂着雨水和泥沙，淌得满地都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地震中集体倒塌的校舍和教学楼，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一次采访中，《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从一个做建筑垃圾回收老板的口中得知了让他惊讶的事实：教学楼的预制板中几乎没有钢筋，只有细铁棍，最细的还不及成人的小指粗。
在调查中，邓飞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工程款虽然少，建筑商还是能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聚源中学的预制板里只有细铁丝，而新建小学的废墟中甚至连一根铁丝都没有。邓飞了解到，承建聚源中学的建筑商同时承建了几百公里外的北川中学，学校千余名师生在地震中遇难。
六一儿童节那天，都江堰新建小学被悲伤的情绪笼罩。家长们捧着孩子的遗像，他们想给孩子们再过一次儿童节。《南都周刊》记者叶伟民举着相机站在旁边的土堆上，看见下面密密麻麻的家长和无数张黑白的遗像。音乐响起，高密度的悲伤像浪一样袭来，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