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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胡迁在家自缢身亡:要多“成熟”,才能活着?

日期:2017年10月22日 09:54 来源:知著网 作者:佚名
笑着的胡迁

2017年10月12日凌晨,青年导演、作家胡迁在其住所用一根白绳自缢身亡。

胡迁,还有一岁便到而立之年的职业导演、“业余”作家。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大裂》、《牛蛙》是他在拍摄电影间隙创作的小说,前者曾使他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

事发后,《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了胡迁的死亡。

10月13日下午,胡迁的朋友章鑫在微博撰文《胡迁,我惠存这重击》缅怀他。

章鑫写:“我要是前两天回来时给他打个电话就好了。跟他约顿酒,他好歹应该会等我几天。”

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胡迁之死事件发酵,一些网友开始追问。

根据网络上的资料,胡迁是一位不得志的导演。

他经历三次高考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第二次高考后,他在家乡一所“课程很水”的艺校度过了四个月。那时的胡迁每天去网吧看电影,“用两个通宵看完基耶的《十诫》,一天看五部,用一天看完《红白蓝》三部曲”。

他在生前的最后时间踌躇于自编自导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他与制片方因为这部影片的剪辑、署名等问题产生了矛盾,他坚持采用3小时50分钟的影片版本。而矛盾演化的结果是,“他被剥夺了导演署名权”、“没有得到任何费用”。

今年9月30日,胡迁在微博这样写着:“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

阅读关于胡迁死亡的报道后, 我脑中浮现出林奕含轻柔的形象,和阴雨一样的胡迁形成反差。

脑海中还有很多其它的名字,他们属于和胡迁一样早逝的文艺创作者。残酷地,这些文艺创作者都因为悲剧收场,而被更多地关注。不禁去想:他们的早逝,可能是由哪些共同原因导致的呢?

1、去质疑,还是从众?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好的文艺创作者,比常人拥有更加敏感的对世界的感知。他们辛勤地体味着生活的细节,用头脑将世界这个巨大的柠檬处理、压榨成汁液,以创作出撼动人心的作品。

传播学者佩蒂、卡西奥姆用“精心”来形容人在思考信息时所达到的用心程度。用推理、概括等节省心力的方法对外界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被传播学称为 “启发式处理”。与之相对的是“系统处理”,其表现为人对信息尽心钻研,而非用人云亦云、以偏概全等办法来节省脑力。

我们可以将文艺创作者理解为进行了更多“系统处理”的人,更加辛苦的是——他们处理的不是逻辑可解的东西,而是爱,是美,是人性深处的恶,是一切无形但确切存在的、让人类永远为之激动的东西。

这样的“处理”是一种自我挑战,它要求人挖掘内心深处的秘密,握紧身边转瞬即逝的纯洁和伪善。它是一种自我的暴露,是对感受力的无限扩张。

因为文学、艺术没有绝对的逻辑可讲,也因为创作者们对精神世界的高度要求,他们容易陷入对自我的怀疑、否定。《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便形容王小波在1996年后,“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

王小波:“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然而,文艺创作者也不甘心停止这样去暴露、感知。他们宁愿陷入矛盾也要保持质疑,而不是减少思考,用“人云亦云”换取思维上的轻松。

胡迁生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讲道:“即便到四五十岁也应该继续质疑存在本身。质疑会让人保持清醒。”“我身边接触到的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已经用丹田看透世界,四五十岁的人得道成仙,他们轻松概括世间的一切事物,其实能懂什么呢?”

胡迁就这样保持着对生活的质疑,和黑洞对峙着。他的生前采访暗示其写作的过程是一场“献祭”。

胡迁通过《大裂》质问:“我们还要被伤害多久?”

那么林奕含呢?她又何尝不是在用文字呕出自己心路的过程中,在撕开自己过往的伤口给人们看的过程中,在质疑社会、人性并苦苦哀求一个答案的过程中——被内心与日俱增的痛苦吞噬了。

章鑫在微博里放出胡迁写作的剧本台词,里面有这样一段:

“太阳啊,您高高在上,请饶了我好吗?请让另一种东西,一种不痛苦的东西,眷顾眼前好吗?即便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文不名,但请不要让我随时都可以被消解掉好吗?”

好的文艺创作是创作者的磨石淬火。我们要求创作者们淬炼出绝美的火焰,但谁又愿意帮他们抵抗被消解的悲剧呢?

2、去任性,还是“成熟”?

一些知乎网友表达了类似这样的观点——当下追逐短期利益的商品社会如洪水猛兽,它吞噬了真正优秀、独立的文艺作品,是胡迁之死的元凶。

难以否认,媒介的商品化使其生产的内容越来越满足于瞬间可得的乐趣、感官的刺激,以谋求更大的利益。技术的发展又使世界充斥着瞬息万变的、爆炸的信息。

我们有时一觉醒来,会害怕自己在一夜之间已经被淘汰了,于是我们飞快地抓起手机浏览上面的资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总是想要紧紧抓住什么,但又似乎什么都抓不到。

娱乐化、碎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当然不是最适合孕育沉静的文艺作品的土壤。人们的注意力太容易被能更快促进多巴胺分泌的事物分散掉。

胡迁和导演王小帅

但是,沉静、独立的文艺作品有无可能在任何时代,都相对更难被人赏识呢?

因为首先,它满足的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其次,它是人类社会里“不动”的部分,“动”的是证券指数、是房价、是升级换代的医保政策……文艺作品不是“弄潮儿”,它无法从根本上改进社会局势,也无法使人瞬间获得娱乐,所以它很难成为供不应求的必需品。

胡迁为了内心的标准坚持《大象席地而坐》3小时50分钟的剪辑版本,为此不惜和制片方闹翻,最后两手空空。你可以感叹他“不懂事”,就像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着》所写: “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但是,一定要那样成熟吗?任性的结果就必须是悲剧吗?这究竟是胡迁的不懂事,还是文艺土壤的不包容呢?

大家都无比成熟后,想要守望麦田的人又该去向何方?

梵高画笔下的麦田,他是那个时代的麦田守望者吗?

3、只是媒介构造的产物?

当然,文艺创作者们的早逝还有其它原因——我会产生“文艺创作者总是英年早逝”这个判断,可能是选择性注意的结果。

选择性注意,指人们倾向于注意信息中与自己既有态度、观点一致的部分。也就是说,因为我先有了继定的观点,所以会尤其关注早逝的文艺创作者的消息,同时忽略了非文艺创作者们的类似新闻。这样,我便强化了自己“早逝的文艺创作者非常多”的观点。

胡迁的朋友章鑫微博里的照片:三月,胡迁在《大象席地而坐》片场等光

同样地,也可以推导出,因为新闻“把关人”们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死亡讯息有更多的报道意愿,所以类似资讯能够更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我们又渐渐模糊了媒介构造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别,所以有了如上判断。

在文章的最后,表达对胡迁家人、朋友的安慰,希望他们能渡过这一段难熬的时间。

更希望长期沉浸在苦闷中的人,能关注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或者,尝试与自己喜欢的人们建立更多联系,这些或许能带来不一样的结局。

原标题:青年导演胡迁自杀 | 要多“成熟”,才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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