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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负责人: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真没戏了

跟班式研究

日期:2017年07月18日 17:26 来源:群学书院 作者:李晗冰

▲ 题图:第五届索维尔会议参加者合影(1927年)
本文原系某国家级科研机构负责人的自述,由“知识分子”新媒体平台(The-Intellectual)专栏作者李晗冰整理。
在作者看来,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究竟是一家之言,危言耸听,还是切中时弊,忧患实多?欢迎来稿争鸣。
01
如果再这么玩下去
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我30出头就当上教授,35岁当副所长、40岁当所长,应该说发展得很顺。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这样说,绝对不是。我其实玩得还比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这一辈还是这个玩法,那就太浪费生命了。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
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 蔡元培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学家(1934年)
02
跟班式研究盛行
害人不浅
我们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中国人特别勤奋,我们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一点不比他们笨。还有,国家给我们的钱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们少。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部分院士合影(1948年)
03
现行的考评政策
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
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大家都在这个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多发文章、快发文章。假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很牛,你提出一个原创理论,比如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那我马上跟着你这个思路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但偶尔也有不同,比如你说决定因素是65%,我说经过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67%,对亚洲人来说是63%。这类成果很好宣传,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对现有最权威的理论的突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工作有用没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学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这种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当然,抛开利益来谈科学精神、科学价值是不现实的,不能让每个人说为这个东西去殉道。也许一开始要老师教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坚持做学科的难点、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当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时候,其他同志该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该当研究员的全都当研究员了,我还在辛辛苦苦当助研——你说那谁坐得住啊!当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样糊弄事我也会干啊!
所以,整个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最终价值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气质,彻底消解了。

 ▲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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